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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去世，享年96岁。在德国文坛，瓦尔泽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和西格弗里德·伦茨齐名，被认为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写作相当多产，代表作包括《菲城婚事》《惊马奔逃》《迸涌的流泉》等，致力于展现战后西德社会的面貌，也善于通过田园牧歌式的故事描绘出更广泛的人类普遍经验。在公共领域，瓦尔泽却几次陷入争议，在一场获奖感言中，他提出当代德国对“耻辱的纪念碑化”有可能把对大屠杀的纪念变成一种“口头上”的仪式。
2021年3月，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在94岁生日前夕出版了一本插图版文集，书中诗意地描绘了他对即将到来之死亡的看法：“我不为自己辩护。我已经深思熟虑过，只想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一种相当坦然的自我体认。瓦尔泽，这个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齐名的德国战后最重要文学家，一生著书无数，致力于通过小说写作来把握世界，也经历了数场德国战后社会的重大辩论，几度深陷舆论旋涡。晚年回首人生，他却宣布“不为自己辩护”——面向生命的终点，他无悔，信步向它走去。7月28日，瓦尔泽去世，享年96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发布悼词，称赞他是一个“伟人”和“世界级作家”，“作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杰出分析家，他从未停止通过写作质疑自己，并让读者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马丁·瓦尔泽，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现代德国里的普遍经验
瓦尔泽的代表作有很多：处女作《菲城婚事》（Marriage in Philippsburg，1957年）聚焦德国小城菲利普斯堡的上流社会，用辛辣的讽刺与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为读者展示这个战后社会“所谓的经济奇迹”当中“保守中产阶级”的种种黑暗与肮脏，其中有道德败坏、知法犯法的律师，有盛气凌人、胡作非为的官员，也有辛苦谋生、疲于奔命的普通人。该书一经出版便获得了第一届赫尔曼·黑塞文学奖。《明镜周刊》评价，《菲城婚事》对20世纪50年代野心家的权力斗争描述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真诚”。最成功的作品则是1978年的《惊马奔逃》（Runaway Horse），小说讲述两个分别面临着中年危机的昔日老同学，在假期偕妻子在度假之地偶遇的故事。但久别重逢很快变成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一方总是忍不住炫耀自己的男子气概，另一方则习惯了平淡无奇的生活，却又在内心越来越渴望如同脱缰的惊马纵情奔驰。这部据说瓦尔泽只花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完成创作的作品，成了他“最美丽、最成熟的书，呈现了对社会精湛、尖锐的批评”，也成为他生平最畅销的作品，40多年来总计卖出了100多万册。而后，1985年出版的《破坏者》（Breakers）续写了《惊马奔逃》中“平淡夫妻”赫尔穆特·哈尔姆与萨宾娜的生活。只是背景切换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赫尔穆特需要面对新的生活现实：冲浪差点淹死，慢跑中暑晕倒，而他与一名富家女学生的婚外情故事也最终以不幸收场——他人眼中这个“聪明而坚强”的德国人几乎走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
但若要挑出一部最能代表瓦尔泽前期写作风格的作品，可能要数1979年写成的《内心的人》（The Inner Man）。故事主线是一个名叫萨维尔·祖恩的司机，他开一辆淡绿色的奔驰车，带雇主格莱茨行驶在一趟穿越德国南部的旅程中。萨维尔既敏感又有强迫障碍，表面上看是秩序的典范，内里却如同一个愤怒的地狱。他以一种充满痛苦的忠诚度和一丝不苟的品质为格莱茨服务，然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能使他勃然大怒：他走进一家餐厅，某个人的外貌、穿着或是对女服务员说话的态度都能让他大发雷霆；一幅仅仅是描绘乡村风光的画作也会因为牛的移动方向问题而瞬间激怒他。当格莱茨为他的神经性消化不良安排了一系列昂贵的医学检查时，他起初心满意足，却渐渐生出怀疑，把直肠镜检查和钡灌肠视作对自己的有意羞辱，并认为格莱茨此举并非出于人性考虑，而是像对车子的例行检查一般，把自己当做工具。
“现代德国生活的非人性化扭曲了个体。”美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德·埃德（Richard Eder）这样概括瓦尔泽的观点，认为他“通过展现一个好人如何变得绝望或疯狂，而最好地谴责了这个社会，好人的本性越是善良，谴责就越严厉”。在走向彻底的荒谬与危险之前，萨维尔只是一个普通人，爱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爱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农舍和树林，“如果没有战争，今天的祖恩家会生活得很好”。然而他逐渐脱离了天性，将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解读为不利信号：他的工作、雇主的仁慈、德国生活的秩序与繁荣、他的家庭，它们曾经拥有的价值都变得摇摇欲坠。与此同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是他对于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历史的沉迷——由于起义者相信贵族的承诺，原本拥有优势的他们最终放下了武器。在萨维尔看来（也是在瓦尔泽本人看来），似乎现代德国民族精神里的顺从，也是对一种欺诈性承诺与回报的投降。他作为格莱茨的司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豪华轿车、报销单、与富人和上层人士的相熟——都是如此的虚假。而只有当他从这虚假的荣耀之中解脱出来——他被格莱茨降职，去当一个仓库管理员，他才终于从愤怒中解脱了出来。
被割裂的主人公，既无法实现社会的期待，也没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因而终日惶惶，深陷内心困境——在瓦尔泽笔下，正是许多像萨维尔这样的普通人、失败者，构成了写作的中心主题。正如瓦尔泽自己所言：“我认为世界文学都是关于失败者的。事实就是这样，从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戏剧主角）到约瑟夫·K（卡夫卡《审判》主角），从来不是赢家和胜利者。不仅如此，任何人都能做证，在他们自己的熟人圈里，一个人总是在失败的时候，而非成功的时候，看起来更有趣。”
▲马丁·瓦尔泽与君特·格拉斯。
一个争议的人
对小人物的关注让瓦尔泽的写作在一些时候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实际上，他正是以卡夫卡研究起家。早在8岁那年，瓦尔泽就接触了第一部卡夫卡作品，而他在1951年写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以卡夫卡为主题的《一种式样的描写——论弗兰茨·卡夫卡的叙事文学》。与这位西方现代表现主义文学先驱不同的是，瓦尔泽的故事少有荒诞的寓言，更多是直接来自战后西德这片经济奇迹之地的生活现实。这又与他在1953年加入德国著名的作家团体四七社不无关系。在四七社，瓦尔泽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如何通过文学推动起新的民主德国，他们倡导个人自由，清算历史，希望重建贴近生活、关注社会政治的德国新文学。进入20世纪60年代，瓦尔泽变得愈发激进。他在1961年成为首名公开支持中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参加联邦选举的文学家；1964年，他又参加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兰克福审判，并多次走上街头，加入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1969年，他与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内的许多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支持社民党候选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竞选西德总理。他成为新成立的西德共产党（DKP）的同情者，与罗伯特·施泰格瓦尔德（Robert Steigerwald）等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交好，甚至曾前往莫斯科访问。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瓦尔泽却逐渐开始向右转。当格拉斯与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人主张两德保持分裂，认为这是对德国二战罪行惩罚的时候，瓦尔泽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呼吁两德统一，回应着他在1977年某场演讲中抛出的一句话：“现在莱比锡可能不是我们的，但它却是我的。”瓦尔泽认为，分裂是冷战的恶果，将德国人引向了悲惨的境地，但自“68运动”以来，德国社会事实上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回归正常化渴望，历史之重不应带给当代德国人过分的精神压抑。1988年，他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关于自己的国家”的演讲，明确表示德国的分裂是一个痛苦的鸿沟，让人无法接受。1998年，瓦尔泽的半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A Gushing Fountain）被授予当年度的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后，他的获奖感言进一步引发了一场关于当代德国政治中历史记忆问题的知识界大争论。演讲中，瓦尔泽这样说道：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负担，这是永远的耻辱，这耻辱没有一天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当媒体每天都向我展示这段过去的时候，我注意到我内心的某样东西在反对这种永久性的展示。我开始把目光移开。我更想知道为什么在最近的十年里，这些历史被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出来？我发现的原因是：更多时候，人们并非真的在通过记忆或者不允许遗忘之事，而是羞耻感，来达成当下的目标……奥斯维辛不适合作为一种威胁的常规，一个随时可用的恐吓或道德俱乐部，也不适合成为一种义务。仪式化所产生的东西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
这场演讲最初没有引起太大轰动，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现场观众还报之以热烈掌声。不过，几天之后的11月9日，适逢德国犹太人“水晶之夜”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Ignatz Bubis）站了出来，公开指责瓦尔泽的言论是“知识性纵火”，不仅“试图抹杀历史、消除记忆”，也是在倡导“一种对历史不回看、不思考的文化”。瓦尔泽随后回应，布比斯的指责“退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二人约定于12月12日进行面对面谈话以解决争端。最终，布比斯收回了有关瓦尔泽的言论具有故意煽动性的评价，而瓦尔泽继续坚称自己的演讲内容不存在意义上的含糊性。他们似乎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场分歧的根本在于尚未找到真正能够处理德国历史的合适语言。
图书贸易和平奖获奖感言风波因《迸涌的流泉》而起，却不是这部小说引发的唯一争议。被誉为德国“文学教皇”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文学造诣极深但素以批评尖刻而闻名，他也猛批这部主要讲述一名18岁男孩在第三帝国的成长史的小说，理由是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奥斯维辛”这个字眼。但瓦尔泽的反击同样激烈，他告诉《南德意志报》：“其实每一个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这场交锋远未结束，4年后的2002年，瓦尔泽出版讽刺媒体霸权的小说《批评家之死》（Death of a Critic），然而，书中对显然以赖希-拉尼茨基为原型的犹太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塑造却相当刻板，以致不少人士指责瓦尔泽的描述是在“玩弄无数反犹太主义的陈词滥调”。后来，又有文件公开了瓦尔泽不为人知的历史——他曾于1944年4月加入纳粹党，时年17岁——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的反犹主义“罪名”。只有格拉斯和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等人为他站台，认为《批评家之死》“绝无反犹倾向”。直到2010年接受《明镜周刊》采访，赖希-拉尼茨基仍然耿耿于怀：“我不认为他是反犹主义者。但对瓦尔泽来说，他非常看重的是证明这个据说对他折磨最深的批评家竟然也是犹太人。你看，我也对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颇有微词，但他从来没有发表过半句反犹太的言论。”
实际上，将瓦尔泽与格拉斯进行比较，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二人早年经历相仿：他们都是非犹太裔德国人，都在青少年时期卷入过纳粹法西斯阵营，都曾是四七社成员，也都在20世纪70年代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执政。然而最后选择的路径却似乎迥然相异：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格拉斯在作品中不断描写并反思战争之罪，而瓦尔泽却拒绝对这段历史做出任何直接的描绘与评定。在他看来，反法西斯没有意义，因为法西斯已经消亡；有意义的是消亡之后的战后社会，德国人如何面对生活。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政治杂志《西塞罗》在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将瓦尔泽列为仅次于教皇本笃十六世的“500名德国最重要知识分子”第二名，高于格拉斯的排名。因为在一个法西斯主义似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时代，德国人需要的不再是格拉斯，而是瓦尔泽。
▲2007年10月，马丁·瓦尔泽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参加一场讨论会。
BOX
《过去的负担：马丁·瓦尔泽论现代德国身份》
作者：Thomas Kovach，Martin Walser
出版社：Camden House
1998年瓦尔泽在接受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至今仍是德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努力与纳粹历史和解的一个里程碑。在德国承认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同时又要摆脱令人窒息的记忆负担的斗争中，这篇演讲仍然显得十分重要。本书试图对相关文本进行考察，在瓦尔泽等知识分子试图处理纳粹过去问题、战后德国与犹太人关系问题，以及越来越公开化的关于德国作为“受害人”问题的背景中，本书讨论的不仅是瓦尔泽文本的复杂性，也试图区分出对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批评哪些是恰如其分的，哪些是无可厚非的。
内容来源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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