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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是一个沉重的名字，沉重到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能代表近80年前那两场标志着人类核时代开端的惊天一爆带给这个世界的难以承受之重负了。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其恶果永远如影随形地笼罩着，也折磨着这位“原子弹之父”的身心。道德与良知的拷问反复纠缠于他，使他转而在战后公开反对氢弹研制，也使他站上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的安全听证会。麦卡锡主义下华盛顿那些歇斯底里的“红色围剿者”对他穷追不舍，他们质疑他是想要妨碍美国核能发展的苏联间谍，撤销了他的安全许可。一个科学的天才成了政治的“罪人”。他一夜白头，踽踽独行，含冤余生，在听证会13年后因喉癌以62岁的年纪溘然长逝。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是一个太英雄，也太悲情的名字。
1954年4月，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
悲情到在他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那些选择支持他，选择捍卫科学之独立精神的人们始终对他念念不忘——这当中有哀思，更有不断试图通过行动为他翻案平反的努力。历史学家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在1980年启动为奥本海默作传的计划，他做了大量研究，收集约5万页的采访、笔录、信件、日记和联邦调查局档案，却一度陷入无从提笔的困境，直到1999年知名专栏作家凯·伯德（Kai Bird）加入写作，最终于2005年出版《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与悲》，成就第一部关于奥本海默的全面传记。这部721页的普利策传记奖获奖作品不仅以极致细节重现了奥本海默的非凡一生，尤其详细记录了从曼哈顿计划到安全听证会，他所经历的波诡云谲的美国政治科学之争，也开启了为之平反的漫漫长路。最早由舍温与伯德牵头，历史学者、科学家和政客们一轮又一轮给政府致信，希望撤销1954年AEC听证会对奥本海默做出的决定。16年，从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终于在2022年12月，美国现任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M. Granholm）宣布，AEC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无效”，它是一个“有缺陷的程序”的结果。 “我非常激动，”伯德在获悉这一消息后难掩喜悦，“学习美国历史的学生们现在可以读到最后一章了，他们将看到，那个袋鼠法庭（指非正规法庭或不合正常规范的审判）对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并非最终的判决。”
“我的双手沾满鲜血”
奥本海默曾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富有、娇生惯养的犹太小子”，天赋异禀、恃才傲物，通晓八种语言，尤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在理论物理学界也时有建树——但那都是曼哈顿计划之前的往事了。1941年10月，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批准原子弹研制紧急计划，翌年6月，曼哈顿计划正式成立，它的军方负责人、陆军上将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招募了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的奥本海默，领导这一计划的秘密武器实验室。这是一项颇具争议的任命：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同许多政治自由主义者一样，奥本海默一直活跃于许多由美国共产党领导或渗透的团体，他的许多亲友都是记录在册的党员；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更是从1941年起便将他列入了“国家紧急情况下应考虑拘留的人员”名单。但格罗夫斯力排众议，他相信奥本海默身上独有的“傲慢野心”是驱动曼哈顿计划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动力。
“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祇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1945年7月16日，当奥本海默率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数千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引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看着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照亮整片天空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这句诗。还有一句：“现在我变成死神，所有世界的毁灭者。”在美国核事业高歌猛进的时刻，这是个不合时宜的想法。不合时宜，却不可遏制地在他的思想里生了根。不到一个月，由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的铀原子弹“小男孩”被投掷在广岛，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的许多同事开始感到强烈不安，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在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但钚原子弹“胖子”仍在两天之后落入了长崎。10月，他获准觐见杜鲁门总统，难以克制心中积埋的愧怍：“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却惹得杜鲁门气急败坏，告诉副国务卿“再也不要让这个家伙出现在办公室了！无论如何，他只是制造了原子弹，可下令投弹的人是我”。
1945年7月，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右）在阿拉莫戈多沙漠查看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留下的钢塔底座。
政治家杜鲁门不理解奥本海默的真情流露。后者在接受后续采访时依然敞开心扉：“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不该拿出来这样使用。”但“原子弹之父”的地位仍让他一时风光无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1947年成立后，奥本海默被任命为它的总顾问委员会（GAC）主席，主要负责为许多核相关议题提供建议。在美国政府、军方和科学界就是否开发威力更强大、基于核聚变的氢弹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奥本海默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他和GAC其他成员提出两方面考量因素：道德层面上，由于氢弹的爆炸之大只能作为战略性武器使用，一旦投入实战将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哪怕在实际层面上，当时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可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不在乎道德后果，而曾与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共事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数学家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很快就要研究出氢弹的泰勒-乌拉姆构型。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
“你就在那里站着，美好的罗伯特，旷达的心灵，你的思想和建议将平息喧嚣，消除所有仇恨。站着吧罗伯特，带着世人渴望的清澈与勇气。说话吧，带着诗歌与音乐的力量。”曾在曼哈顿计划期间担任新墨西哥州圣达菲东宫109号办公室文员的多萝西·麦基宾（Dorothy McKibbin）写给奥本海默的支持信件，勾勒出了他在战后核时代的某种公众形象。1952年，作为国务院裁军顾问小组主席，奥本海默进一步敦促政府推迟计划中的首次氢弹试验，认为应当寻求与苏联达成热核禁试协议，声称这或许能阻止灾难性新武器的开发，并为两国间新的武器协议开辟道路。1953年1月，该小组发布一份最终报告，提出一项重要的专家组建议，即美国政府在有关核平衡的现实与核战争的危险方面，应当对美国民众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减少保密。
伴随着他声誉日隆的反核立场，奥本海默也引来对手更加猛烈的怨怼与攻讦。1953年11月，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主任威廉·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写信指控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新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或许不相信这一指控，但保险起见还是下令在奥本海默和任何核机密之间设起一堵“空白墙”。1954年4月12日，奥本海默站上了AEC安全听证会的证人席。这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袋鼠法庭”，就连格罗夫斯也受到FBI威胁，被迫指控奥本海默“可能是苏联代理人”。尽管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份间谍指控，尽管爱因斯坦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100多名科学家们多次抗议这场对奥本海默的迫害，尽管许多做证的科学家都指出“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不容置疑”，但AEC坚持认为，奥本海默对氢弹的早期看法“对招募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进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长达19天的听证会期间，奥本海默在残酷的盘问下终于失去了头脑，他的证词前后矛盾，行为反复无常，有时只是在证人席后面的沙发上孤独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最后，他被剥夺了原本就要在一天后到期的安全许可：一场再明显不过的羞辱。
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着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爱因斯坦对他的评价一针见血。奥本海默从前是美国科学界的耀眼明星，但听证会之后，他的余生变得支离破碎。他仍然担心科学发明可能对人类造成潜在危机，但他不再签署20世纪50年代任何重大的反核武器公开抗议活动，包括1955年7月在伦敦发表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也拒绝了1957年向他发出邀请的第一届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他仍能够参加学术活动，在物理学领域讲课、做研究，但他将研究的视野更多投向了科学史，那些已然成为过去，决不会再对当下的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科学事实。1963年，他被约翰·F·肯尼迪总统授予恩里克·费米奖，以示民主党政府对他的某种弥补，这一奖项在肯尼迪突然遇刺身亡后由继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为他颁出。接过奖章，他对约翰逊说：“总统先生，我想，您在今天颁出这个奖项可能是需要一些仁慈与勇气的。”他的晚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圣约翰岛的吉布尼海滩之间度过，由于常年吸烟，他患上了喉癌，声音从含混不清变成难以理解，在缄默中进入昏迷，最终在家过世。
迟到的平反
与其说奥本海默开启了人类的核时代，不如说他开启了反核运动的先河。这个麦卡锡主义下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终其一生背负着核时代科学家道德责任的重担，以及随之而来政治迫害的枷锁。舍温和伯德在传记里称他为“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确实恰如其分。而他们成了解救他的赫拉克勒斯，尽管迟到许多年。《美国普罗米修斯》出版后不久，舍温与伯德写下一份4000字备忘录，控诉作为美国能源部前身的原子能委员会如何违反了自身的安全审查规定：他们在听证会期间非法窃听奥本海默的家和他的律师办公室，却没找到任何有罪证据；他们允许一个三人安全小组访问长达数千页的奥本海默FBI档案，却拒绝奥本海默的律师获得相关访问权限；他们以胁迫的方式让那些原本与奥本海默交好的证人做出不利于他的证词……遗憾的是，由于来自旧时代遗存的重重阻拦和当代官僚主义的层层障碍，从2006年到2013年，一切努力石沉大海。直到2014年，奥巴马政府才终于公布数百页新解密的关于1954年安全听证会的文件，每一页都证明，奥本海默没有背叛美国。
2016年，伯德联系上一个老友，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的长期助手蒂姆·里泽（Tim Rieser）。为莱希工作30年，里泽素以处理最棘手、最具政治风险的问题和说服有权有势的政客做正确之事而闻名，他曾帮助莱希在敦促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地雷出口的立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设法使莱希筹得数亿美元以助越南清除美军遗留的未爆炸弹药和“橙剂”的持续影响。接到伯德的请求，他当即同意为奥本海默的案子出力——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他的父亲也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过。里泽说服莱希和另外三名民主党参议员签署了一份致奥巴马的联名信，希望撤销当年AEC有关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但离任在即的奥巴马政府最终令他们的期待落空。接着是四年毫无进展的特朗普执政时代，然后拜登上台。2021年，里泽决定放弃白宫途径，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新上任的能源部长格兰霍姆，重新起草了一份由43个参议员签名，其中包括4个共产党人的联名信。而在伯德的走动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现任主任托马斯·梅森（Thomas Mason）与尚且在世的8名前主任，以及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现任主任约翰·瓦格纳（John Wagner）等人，也均同意给格兰霍姆写信。终于，2022年12月，格兰霍姆发布声明，正式撤销AEC安全听证会的决定。68年等待后，奥本海默终得平反。
格兰霍姆的声明里援引了1967年奥本海默去世时，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在参议院会议上的发言：“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的特殊天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要记住我们对他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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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109号》
作者：Jennet Conant
出版社：Simon & Schuster
1943年，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招募科学家作为“美国政府的虚拟囚犯”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一个位于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35英里外的贫瘠之地。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隔离在这个绝密的军事设施中。他们向朋友和家人撒谎，隐瞒了自己真正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然后消失在沙漠中。通过奥本海默最早招募的一名圣达菲寡妇的视角，本书作者科南展示了这名原子弹之父如何在种种缺点之下，发展成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并激励所有参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项目的人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一个难以想象的目标。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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