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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件艺术品价值的，并非金钱，而是时间。在时间里，能留得下来的，便留下来。究竟什么是“经典”呢？最近与几位研究艺术史的朋友聊天，忽然发现，用朴素的语言来讲，“经典”就是“能够一再找回去的”。比如，某些作品创作于某个时代，但斗转星移，换了人间，后世的人还要找到它，再次从中获得启迪和力量。像古希腊启迪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古代的诗词典籍在今天重新被吟唱，等等。虽然时间、社会都变了，竟然有一种力量牵引着千百年后的人们重新去找寻。这种力量必是因为那些作品揭示了某种不随时间消逝的真理真相。今年纽约曾经有一场爱德华·霍普的画展，参观者如云。霍普的画中，美国刚刚开始征服西部，公路、铁道延伸到过去从未到过的地方，人骄傲于自身的这种力量，但也对这种力量产生了困惑、恐惧。有什么要脱离掌控了。这也许暗合了疫情之后、全球化停滞之后、科技又变得不可理解的现代人心境，有什么脱序了。这样跨越时空的“心有灵犀”，令霍普在这个时代继续流行，成为经典。
所以，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本新作《我不相信神话》（SOLO IO POSSO SCRIVERE LA MIA STORIA）——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自传”时，我不禁想起了“不断找回去“这件事。法拉奇2006年9月去世，以她的性格，绝不会给自己写传，更不会授权他人写。这本自传，的确每一个字都出自于她，但是从她的各种言论、文章中摘出来的，形成一个相对立体的“言论集”。而关键词当然是她的“女性”身份。是这个身份，让特立独行的她又被找回。
可是，如果单单是这一条，法拉奇肯定不买账，气得活过来。因为她总是极力避免写女性以及和女性相关的话题。“这类话题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荒谬。女人并不是某种特殊的生物种群，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们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话题。”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人从来不会想起自己是有耳朵的，直到患上中耳炎。“男人的基本问题源于经济、种族和社会，但女人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源于她们的性别。”你看，波伏娃要讲上一本书的问题，犀利的法拉奇，几句话就达到了同样的高度。比波伏娃更向前一步，法拉奇开始了一场旅行，写一篇世界各地女性状况的报告文学《无用的性别》。这就是她求真并践行的力量。
三四十年前，法拉奇就宣称，女人一定要做母亲的想法是老一辈人的东西，婚姻也是老古董了。不过比宣言更可贵的，是她进行了自我剖析和探索。她在与美国社会思想家托夫勒交谈之后，明白了她为什么宁愿单身，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极度工业化的、技术化的社会，一切发生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能与其维持关系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暂时性的——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不耳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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