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如何避免梨泰院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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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因为疫情暂停了两年的首尔万圣节庆祝活动再度在梨泰院洞举行。梨泰院洞和江南区隔江相望，是首尔的使馆区，最适合办情人节、圣诞节和万圣节这样有西方文化气息、各国年轻人广泛参与的活动，如果用北京来比的话，有点像三里屯使馆区附近的酒吧一条街。

问题是梨泰院中心地区的哈密尔顿酒店旁边有一个小巷，是一个斜坡，通到梨泰院路大街上，最下面的一段宽3米、长约6米。斜坡旁边是酒吧和酒店出口，下面不远是地铁站，而上面通到挤满万圣节游客的街道，因此参加庆祝和玩酒店的人要回家，必然会从这下来。

悲剧就在这里发生了。传闻起因是有人说这个斜坡旁的一个酒店出现明星，游客驻足观看，斜坡上面的人把前面的人压在地上。是夜10点15分左右开始，警方不断接到报告说出现踩踏事故。警方本身也耽误了一会儿，到了10点29分才有个别警员到现场试图拯救，但已经无力拯救了。到凌晨，最终有300多人在这个斜坡中搭成了6—7层，有156人被踩踏压死，其中26人是外籍人士。

看过现场惨剧视频的人大概都会问，那么陡的斜坡，难道市政当局不知道一旦人流密度超过一个值，就必然出事吗？而且这个斜坡小巷竟然是高人流量的酒吧聚集区，且下面就是地铁站。这里出现悲剧简直是必然的，现在才出现才是偶然吧？

实际上这么多年没出事故，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大部分庆祝活动，都有组织者要报备，因此警员布置很充分，每个巷口只要有过度集聚，都会开始引流。而且任何大型活动，都会限制交通，保证在全部活动地区，人员流动不会超过阈值。

第二，万圣节等活动的确是自发无组织的，但这是每年都要举办的活动，因此警察也有了历史形成的经验，会在关键地区布置一些警力辅助疏散。

但这次一是无组织者，第二是万圣节已经因为疫情停了两年，首尔青年也是憋坏了，所以参与人群明显比2019年的要多许多。再加上偶然的传言出现，警员又没特别重视，几个因素累加，才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惨剧。

对这个惨剧的总结分析，有很多方向。例如这是一个典型的“灰犀牛事件（Michele Wucker）”，疫情放松导致的人群聚集可不是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另外，这也是所谓的“筒仓效应（Gillian Tett）”，警员完全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对待，而市政当局的人也是按照传统的游行安排进行，政府没有一个人去统筹这些，去思考“疫情放松”带来的各种影响，是否会让系统的一些部分超过承受阈值，爆发危机？

实际上，在当今这个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疫情变化、供应链变化等等，导致原来很平常的一些因素在各种变化因素叠加影响下突然超过一个阈值，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化是过去二十年没遇到过的，那么社会一定会出现应对困难，政府和社会再没有一个领导力机制，去判断和统领这些变化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那么所谓的“筒仓效应”就出现了，每个人只做好自己熟悉的事情，一直等到了惨案的发生。

这是一个全球所在社会环境基本应对机制受到考验的时代，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可以判断社会应对机制会面临更多变量的挑战。家庭、机构和政府，在越来越多的灰犀牛事件面前，必须加强总体风险影响的判断，全面增强自身应对的健壮性。

梨泰院惨剧的解决，其实就是市政府得有个人（风险官），或者一个程序，检测重大变化是否导致首尔某个地点的人流超过其物理环境的限度，如果有，就必须进行有效分流和改道。这个人和程序，得问出准确的问题：今年的万圣节是不是会比过去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底会多多少？而且一旦出现骚动，目前的布置是否能承担这个人流增加？

这个并不难，很多市政单位有这样专门的机制随时监控变化，无论是纽约还是香港，经验上会比首尔更多。但需要设置风险总控的不仅仅是首尔市，还包括各国的商业公司，以及我们每个人，只有做好了低增长、高波动时代我们的风险控制，才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获得真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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