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澳大利亚政权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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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澳大利亚原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的自由-国民党联盟在大选中极力说服选民“选工党就是选中国”，但当大选结果终于出来，的确是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带领工党获得了全面胜利，终结了保守派在澳大利亚长达九年的统治，被亚洲中文媒体准确地表达为“变天”。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参加新内阁成员宣誓就职仪式。

澳大利亚是五眼国家（Five Eyes）之一，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各种联盟的核心成员，例如澳英美（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架构（IPEF）等，因此华人媒体更加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变化。但实际上，澳大利亚选民关注的更多是内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莫里森政府的失败，反而是他太关注外交问题，导致无法应对疫情下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普通选民的诉求，以及他的保守思想，越来越被女性和年轻选民抛弃。

人们之所以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认为同样在大洋洲的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更能代表大洋洲人的正面形象，也是因为阿德恩更进步主义，更愿意呼应少数族裔和弱势团体的诉求，更支持环保和女性主义。特别在疫情期间，选民希望政府是类似阿德恩这样的人在领导，而不是和特朗普站在一起。

阿尔巴尼斯曾经是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政府的副总理，非常温和，没有强烈的派系政治倾向。他被清洁工的单亲母亲养大，一直靠母亲残疾补助和外婆养老金生活，大学学习经济，最终成为一个中左观点的政治家——虽出身贫寒，但依然不采取激进左翼立场。澳大利亚选民选择他，是希望他在前工党政府任职期间推动一些重大国家计划的经历，重新为这个受到疫情打击的社会，建立更加完善的保障制度，让人民从疫情危机中真正走出来。

黄英贤

和他在竞选中并肩作战的是政府二号人物——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她是澳大利亚选民进步主义民意的象征：她是华裔，一直抨击莫里森政府反对中国反对到了种族主义的程度；她出生在马来西亚，后来才移民到澳大利亚，深刻体会过种族歧视的痛苦；她是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反对莫里森政府坚持过于保守的观念。在陆克文政府中，她曾经是气候变化部长，代表澳大利亚批准了《京都议定书》。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不仅仅是复数的阿德恩，而且他们几乎有进步主义的所有正面符号，是教科书版本的进步派执政代表。

因此，新政府首先在维持和美国关系上，不仅仅不会弱于莫里森，而且因为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完全相似性，因此可能在情感上更容易共鸣，而且有更多的话题可以产生共识。阿尔巴尼斯在上任后几个小时内就飞到日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甚至在澳英美协议的核潜艇问题上，阿尔巴尼斯政府许诺会投入更多政府资金支持。他认为，保持和美国在印太安全问题上的一致，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的。

但和美国保持一致，不代表新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会重复莫里森政府的路子。作为本身就是华人的外长黄英贤，一直认为把中澳关系视为二元对立违背国家利益，因为澳大利亚的100万华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政府的外交关系应该会用更丰富的软实力战略来进行。

因此，虽然中澳关系依然在未来几年还是会位于中美冲突的框架中，但阿尔巴尼斯政府，不再是那个一直在最前线的马前卒，而是进入一段冷静的外交战，不会骤然改善，但不会再经常引起震动。在气候等问题的合作上，中澳有了一个走向外交关系恢复的切口。

而且新政府对中澳关系的竞争，有了非意识形态的维度。例如对于最近对中澳美领导人关注的太平洋岛国外交风潮中，澳大利亚政府不仅仅关注安全上面的影响，更是说服这些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会承诺在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3%，并且大力援助这些岛国抵抗气候变暖的毁灭性影响。即便从中国角度来说，中澳在这些地球共识的问题上的竞争，也是良性的。

更重要的是，外长的马来西亚华裔背景，让新政府很容易能和东盟国家展开信任合作，会大大加强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市场整合能力，对于这届新政府来说，澳大利亚不会改变亲美的主调，但肯定也是亚洲繁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