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荣靖：行万里路

“我跟史蒂夫·乔布斯有过短暂的交集。大家都知道，除了史蒂夫，没人能创立苹果公司，但也只有蒂姆能把苹果发展到如今的程度。所以，我代表伯克希尔全体人员，向你表示感谢。”在2025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股神”沃伦·巴菲特对蒂姆·库克由衷表示。

巴菲特还表示，在苹果公司5月发布最新财报后，他收听了蒂姆·库克主持的电话会议，这是他唯一收听的投资方面的季度电话会议。“有点不好意思说，蒂姆让伯克希尔赚的钱，比我让伯克希尔赚的钱多多了，功劳应该归他。”巴菲特打趣说道。

数字会说话。伯克希尔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初始投资苹果约350亿美元，到2023年底，这一数字增值至1730亿美元。即便伯克希尔在2024年前9个月出售了所持有的约67%的苹果股票，但其现有的3亿股苹果股票，目前市值仍达600多亿美元。

库克带领苹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本人愿意到全球各处走动，拥有深刻的洞察力。

近期，网上流传一则库克的发言视频，视频中他指出，很多人以为，苹果来中国是为了获得低成本劳动力。这个说法早就过时了。中国早已不是廉价工厂，真正吸引苹果的是技能密度。“在美国，如果想开个模具工程师的会议，可能凑不够人。但在中国，一个省的模具工程师就能填满几个足球场。”他继续指出：“这不是人多那么简单，而是这种深度技能在中国是系统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存在。关键问题不是劳动力便宜，而是有没有足够多、足够专业、协同高效的工程师。”

的确，“工程师红利”正为中国带来丰厚的回报。根据中国国务院数据，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工程师的数量从520万名急剧攀升至1770万名。人们普遍认为，如此庞大的人才资源库能够推动中国在生产领域突破现有边界，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规模优势至关重要，庞大的人才储备为中国带来更多突破的契机。保尔森基金会旗下智库MacroPolo的数据显示，2022年，在全球顶尖的20%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里，本科毕业于中国的占47%，而毕业于美国的只占18%。此外，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发布的创新指标排名中，中国仅次于新加坡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三。

“这意味着创新突破可能在不经意间涌现，毫无地域或院校背景的限制。”彭博新闻社举例，以杭州的DeepSeek来说，其创始人梁文锋毕业于浙江大学，这所学校固然备受赞誉，却绝非中国版哈佛大学。再以初创企业宇树科技为例，它推出的“功夫机器人”在中美大规模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激烈竞争中一马当先，其创始人王兴兴早年由于英语考试成绩不理想，只能就读上海的一所本地院校。“我们不能仅凭顶尖的1%人群来衡量中国取得的成就。当下，那些来自普通高校、身处较小城市的毕业生，正在创造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彭博新闻社分析道。

更关键的是，中国具有成本优势。开源证券收集整理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工程师群体中，30岁以下的人员占比高达44%，而美国工程师的这一数据仅为20%。中国研究人员的薪酬水平仅约为美国的1/8。

本期封面人物，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Ola Källenius）也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领导者。

目前，奔驰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的1/3左右。向“中国速度”看齐，聚焦中国用户的需求，是康林松与集团管理层的共识。这也是他频繁到访中国的原因。

在今年上海车展期间，他提及最多的三个词是“中国速度”“科技奔驰”和“安全标准”，同时，奔驰也借此亮相了最新的CLA。康林松说这款产品“很奔驰”又“很中国”。它“很奔驰”在于传承了“何以为奔驰”的造车理念，安全标准、匠心工艺、严苛品质，同时又搭载了我们中国年轻消费者喜欢的智能科技。

康林松本身不是汽车工程学科出身，如何管得住那些天马行空的设计者、那些严谨固执的德国工程师？“在人才济济的奔驰，我哪可能什么都管？”康林松的角色是和他的管理团队创造一个文化，让大家的才华、创新、能力都有机会施展，让他们从技术判断、财务指标、市场研判、客户洞察的维度做取舍、做决策。

1993年夏天，康林松以一名管培生的身份加入奔驰，这一年恰巧也是超媒体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邵忠创业那年，邵忠因此询问康林松是什么使他从管培生一路成长为如今的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会主席。他回答，在任何商业领域，尤其是想在梅赛德斯-奔驰或汽车行业取得成功，有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好奇心，你必须保持终身求知的好奇心，特别是在汽车行业，要对前沿科技充满好奇。第二是决心，当接到任务时，你必须竭尽全力成为解决问题的人。第三是保持灵活，要有开放的心态去尝试新事物。如果有机会去国外发展，就像他职业生涯中多次遇到的那样，那就勇敢去冒险，灵活把握机会，为公司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第四点，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运气。听上去很简单，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范荣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