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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宣布已与男子世界排名第一、三届大满贯冠军扬尼克·辛纳（Jannik Sinner）达成案件解决协议，辛纳将因两次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而被禁赛三个月。禁赛期从2月9日开始，到5月4日结束。这意味着上个月赢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辛纳将不会错过任何大满贯赛事，他将有资格在5月7日开始的意大利网球公开赛上复出。协议的达成使得双方都避免了原定于4月在体育仲裁法庭（CAS）举行的听证会，这起困扰网球运动数月之久的兴奋剂事件也因此而落下帷幕。
禁赛三个月对辛纳来说是个好结果
在去年3月的印第安维尔斯公开赛上，辛纳两次被检测出体内含有合成代谢类固醇氯司替勃（Clostebol），他说这种禁药是通过按摩和运动理疗从他团队中的一名成员那里进入了体内。在被临时禁赛之后，国际网球诚信机构（ITIA）的专家小组初步裁定，辛纳的案件中“无过错或疏忽”，因此未对其实施禁赛。之后，WADA在向CAS提出上诉时，要求对辛纳处以1—2年的禁赛处罚。虽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辛纳最终可能会面临一个较短的禁赛期，很有可能跟三个月的处罚相似，但如果案件按流程在今年4月开庭并在数周后才做出裁决，那么他参加法网、温网和美网的机会将会受到威胁。
15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宣布与辛纳达成协议，后者将因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而被禁赛三个月。这对辛纳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虽然他会因此而错失一些1000级别的赛事，但他不会缺席任何的大满贯赛事；虽然他会失去2100个排名积分，但考虑到他在排名上目前远远领先于第二名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因此在复出时他仍有可能是第一名。此外，按照协议，辛纳也不会失去他在药检阳性后所获得的冠军头衔或奖金。
△辛纳获得上海大师赛冠军
“WADA承认，辛纳先生无意作弊，他接触氯司替勃并未带来任何竞技优势，而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其团队成员的过失而发生的。”WADA在声明中表示，“然而，根据《反兴奋剂条例》及CAS的先例，运动员需对团队的过失承担责任。”
“这起案件已经困扰了我将近一年，而整个程序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最终裁决可能要等到年底才会做出。”辛纳在声明中表示，“我一直承认自己需对团队负责，并理解WADA的严格规定是对这项我热爱的运动的重要保护。基于此，我接受了WADA提出的和解方案，同意以三个月的禁赛结束此案。”
批判者不再相信体育的清白性
辛纳的这一协议遭到了许多球迷和同行的抨击。
“我已经不再相信体育的清白性了。”三届大满贯冠军斯坦·瓦林卡（Stan Wawrinka）在X上写道。西班牙前世界排名第12的费利西亚诺·洛佩斯（Feliciano Lopez）则为辛纳辩护：“他正在为他人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更长时间的禁赛就能让这项运动更干净？我不这么认为。”
过去几个月来一直严厉批评辛纳的澳大利亚网球选手尼克·克耶高斯（Nick Kyrgios），此前曾表示辛纳和伊加·斯瓦泰克（Iga Swiatek，波兰女子网球运动员）的兴奋剂案件让这项运动“恶心”，这次他的话更加直接：“很明显，辛纳的团队已经竭尽全力接受三个月的禁赛，但没有丢掉任何冠军，也没有失去任何奖金。”他在X上写道，“对网球来说是悲哀的一天。网球运动中根本不存在公平。”
△伊加·斯瓦泰克
由球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瓦塞克·波斯皮希尔（Vasek Pospisil）创立的职业网球球员协会（PTPA）也在X上发表声明，批评参与此次决策的各方，包括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大满贯赛事、WADA和ITIA。
“‘系统’根本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俱乐部。所谓‘逐案裁量’，实际上只是量身定制的交易、对球员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前后不一致的裁决的掩饰。这不仅仅是不同球员得到不同的结果，而是缺乏透明度、缺乏程序、缺乏一致性，更缺乏公信力。这些负责监管我们的运动和运动员的机构，不过是一堆字母缩写的组合罢了。”PTPA写道。
该协会指责这些机构存在不可接受的偏见，“这对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也深深不尊重每一项运动及其粉丝。是时候改变了”。
等级分明的网球运动
所有的兴奋剂案件都不尽相同，并会根据提交的证据和涉案球员的资源情况产生不同的结果——拥有更多资源的球员可以请到更好的律师，可以更快地提出上诉或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辛纳和斯瓦泰克都在10天内成功上诉，因此他们的阳性检测结果所触发的临时禁赛都是不公开的。这完全符合ITIA协议，但排名较低、资源较少的选手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动员起来。美国体育媒体The Athletic称，这一切都不是阴谋，但它仍然让人感觉是 “他们一个规则，我们一个规则”，这种等级森严的双重标准体系早已深深潜入网球这项运动之中。
本周早些时候，美网确认其混双赛事在筛选入围球员时将优先考虑单打排名，这使得专业双打选手几乎无缘参赛，除非他们获得外卡。对此，去年的混双冠军萨拉·埃拉尼（Sara Errani）和安德烈亚·瓦瓦索里（Andrea Vavassori）迅速表达不满，称这一新赛制“非常不公正”，只是一场“伪表演赛”罢了。
这种因精英选手的优待而产生的不公感，在网球界内外都引发共鸣。去年11月，康纳·尼兰（Conor Niland）的《The Racket》成为首本获得英国知名体育文学奖威廉·希尔奖的网球书籍。尼兰曾是世界排名第129位的球员，他在书中详述了处于网球生态链底端底选手的现实生活。他揭示了排名较低的球员与顶级球员之间的巨大鸿沟，后者甚至受到过度追捧，以至于有时会故意提出无理要求，仅仅是为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事做。
在去年12月接受The Athletic采访时，尼兰将兴奋剂案件形容为“网球被认为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运动的完美例证”。
“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全世界发布消息……网球一直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认为最顶级的球员就是这项运动本身，甚至比这项运动还重要。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以及那种‘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感觉，都是问题所在。”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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