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空难50周年，“食人”往事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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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3日，乌拉圭空军571号航班被包机租给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载着他们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起飞，前往智利圣地亚哥。飞机在安第斯山脉附近偏离航线，撞上一座无名山峰。45名乘客中只有16人幸存。他们的幸存故事此后被揭开，展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食人”往事。安第斯空难50周年，他们再聚首，忆往昔：“（人肉）很难放进嘴里，但我们逐渐适应”。

安第斯空难

乌拉圭空军571号航班在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开始变糟。它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但仍在第二天下午起飞，驶往计划的目的地圣地亚哥。年轻的副驾驶拉古拉拉（Dante Héctor Lagurara）在机长费拉达斯（Julio César Ferradas）的鼓励下坐在主驾驶座上，但此时云层已经遮住了安第斯山脉的群山，拉古拉拉错误地判断他们已经到达智利达库里科——那里飞机应当开始掉头，降落到圣地亚哥的普达维尔机场。于是他操作控制杆，让飞机下降，然后便撞上了山峰。机翼和尾部被撞断，机身以大约350公里/小时的速度滑下冰川，在下滑了约725米后，一头撞入苍茫冰雪。

机上原本载有4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乘客中主要是19名老基督徒俱乐部橄榄球联盟的成员，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3名机组人员和9名乘客在撞击中当场死亡，随后由于严寒和重伤，又有几人很快死去。剩下的27人在飞机残骸周围，靠着机上剩余的食物过活。空难发生16天后，一场雪崩突如其来，掩埋了其中的8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又有3人死于饥饿或寒冷。

1972年12月23日，卡内萨引导智利警察搜寻幸存者。

医学院的大二学生罗伯托·卡内萨（Roberto Canessa）和橄榄球队员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决定作为“先遣部队”登山寻求救援。他们花了10天时间，爬了70公里，终于到达一片植被覆盖的地区，并发现一个旧锡罐——是垃圾，也是文明的迹象。他们向一个智利牧牛人求助后终于得救。1972年12月22日，智利出动军方的救援直升机，按卡内萨和帕拉多说的方位前往搜寻剩余的幸存者，两天之内，所有人被带出科迪勒拉山。

整整72天，在没有充足食物储备的茫茫冰川，这16个人是靠什么生存下来的？

食人求生

空难发生第10天的时候，生还者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宣布对他们的搜救行动终止的新闻。但求生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飞机上的食物有八根巧克力棒、一罐贻贝、三小罐果酱、一些杏仁、枣子和几瓶酒，他们必须节省着吃。帕拉多在他后来出版的《安第斯奇迹：山上与长途归家的72天》（Miracle In The Andes: 72 Days On The Mountain And My Long Trek Home）一书中写下了他是如何靠着一颗裹着巧克力的花生坚持3天的：

“第一天，我慢慢地吸掉花生上的巧克力，然后把花生塞进裤子口袋里。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把花生分成两半，一半塞回口袋，另一半放进嘴里。我轻轻地吸了几个小时的花生，只允许自己偶尔咬一小口。第三天我又做了同样的事，当我终于把花生啃得一无所有时，我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卡内萨和帕拉多写信丢给智利牧牛人求救。

大家最终决定吃死去同伴的肉，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这个建议来自卡内萨，作为医学生，他是所有人当中最具备医学知识的。他率先用一块玻璃切开了一个朋友的尸体。“想到我们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更加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决心。”他说。起初，大家只吃尸体的皮肤和脂肪条，后来开始吃肌肉和大脑。

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和解，幸存者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他们当中有任何人在接下来死去，将允许其他人吃掉自己的肉体来维持生命，并且鼓励他们这么做。卡内萨说，他曾想过，假如当时是自己死了，而其他人靠着自己的肉活了下去，他会认为这是一种“荣誉”。

“当然，吃人肉的想法是可怕的，令人反胃。你很难把一块人肉放进嘴里。但我们逐渐适应了。”50年后，现年70岁的雷蒙·萨贝拉（Ramon Sabella）告诉《星期天泰晤士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朋友们是世界上最早的器官捐献者——他们帮助滋养了我们，让我们活下来。”

另一名幸存者佩兹（Carlitos Paez）则说，他想告诉那些很好奇人肉是什么味道的人们，“真的什么味道都没有”。

幸存者现状

空难发生后的50年里，幸存者们努力不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各自过着充实的生活。卡内萨成了一名著名的儿科心脏病专家，一度还成立自己的政党，竞选乌拉圭总统。帕拉多曾是一名职业赛车手，如今拥有多家公司。萨贝拉也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而佩兹选择周游世界，向人们讲述他在安第斯山脉的苦难经历。“我已经乘坐美国航空公司飞行了966万公里。我注定要永远讲述这个故事，就像披头士永远在唱《昨日》。”佩兹说。

幸存者佩兹。

但往事并没有被抛在身后。一些人甚至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也无法令自己向幸存者同伴以外的任何人谈起这段经历。卡内萨在YouTube上有一个专门推广青少年橄榄球的频道，每个视频的前面都有一段关于坠机和救援的简短片段。其中一个片段，他的妻子讲述当时看到还是未婚夫的卡内萨和其他人回来时是多么美妙，但另一种意义上，她也感到他们好像再没回来，“因为他们都很不一样了，并且一直在哭”。

一些人也开始受邀参加有偿演讲，用其中一些收益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维维安基金会”（Vivien foundation），用以帮助乌拉圭的贫困社区并推广器官捐赠。2010年，33名智利矿工在科皮亚波矿井中被困时，4名安第斯空难幸存者带着乌拉圭儿童写下的支持语来到矿难现场，向他们传递支撑与信念。

幸存者卡内萨。

16名幸存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团体，他们在每年的坠机纪念日团聚一次，雪崩纪念日团聚一次，然后在获救纪念日再聚一次，通常是在一起烧烤牛排和猪肉香肠。

这段奇迹般的经历曾多次被记入书籍和电影，除了帕拉多的《安第斯奇迹》，还有1974年，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雷德（Piers Paul Read）获授权写作、基于对幸存者及家属采访的《活着：安第斯山脉幸存者的故事》，以及卡内萨在2016年出版的《我必须生存：安第斯山脉的飞机失事如何激发了我拯救生命的使命》等。《活着》在1993年被改编成好莱坞同名电影，由伊桑·霍克（Ethan Hawke）主演。2007年上映的《搁浅：我来自坠毁在山上的飞机》则是一部与戏剧化场景交织的纪录片，采访了所有幸存者，以及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并记录了幸存者返回坠机现场的探险。该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了Joris Ivens奖。

新闻及图片来源：独立报、纽约邮报、Daily Kos，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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