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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每秒24次的真相。”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被视作法国“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新地使用跳跃式剪辑、手持摄影、自然光等技术，永远改变了今天的电影业。法国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ema）感叹，没有哪个导演像戈达尔那样，“在过去七十年里，通过他的话语、他的电影，持续展示一种对生活的清醒认识，一种无与伦比的活力，而不流失哪怕一盎司的才华”。
除了拍电影，让-吕克·戈达尔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父母让他“找个好工作”，他从工作的地方偷钱来填补偷偷拍电影的开销；他讨厌记者，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不肯给直白的答案。奥斯卡要为他颁发荣誉奖，他缺席典礼，还对身边的人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他叼着雪茄，戴着墨镜，忽视除了电影之外的一切。“我不喜欢与人沟通，我总是把电影和生活搞混。对我来说，生活只是电影的一部分。”他在创作上坚持己见，这里该用手持摄影机，那里的叙事应该断开，戈达尔永远有自己的看法。他反抗当时的主流，认为一部电影“应该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但不一定要按这个顺序”。9月，91岁的戈达尔用协助性自杀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喊下“Cut”，就像他掌镜时那样果断。他的律师说，疾病缠身的戈达尔“已不能像你我那样正常生活，所以他用自己一如往常的清醒头脑决定，‘就现在，就这样，就够了’。他希望有尊严地死去，他最终如愿以偿”。
“让-吕克·戈达尔死了。这个句子本身就沉重得让人无法提笔面对，更不用说是去想象他的死亡会给电影业带来什么。”法国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感叹，没有哪个导演像戈达尔那样，“在过去七十年里，通过他的文字，他的电影，持续展示一种对生活的清醒认识，一种无与伦比的活力，而不流失哪怕一盎司的才华”。20世纪50年代，为《电影手册》撰稿的戈达尔等人掀起一股反抗美国商业电影的浪潮。1960年，他拍摄的作品《精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被认为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戈达尔的创新技术永远改变了电影业。跳跃式剪辑、自然光、长镜头、手持摄影，哪怕是不了解戈达尔的年轻观众，也会在今天的商业作品中看到他的痕迹。他去世后，影评人们感叹结束的不仅是“新浪潮”。《纽约客》（New Yorker）直言，电影业“失去了指路的北极星”。
拍电影的小偷
如果不拍电影，戈达尔本想做小说家。他喜欢博尔赫斯，曾在电影《枪兵》中引用博尔赫斯的话：“我写得越多，就越明白简单的重要性。我会用最常见的比喻修辞，它们才是永恒的，比如把眼睛比作星星，把死亡比作长眠。”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的一个中产家庭，一战时搬到瑞士日内瓦，他的作品常讨论现实与虚构，被认为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语言。戈达尔对博尔赫斯的喜爱，也许是因为两人的人生有一种隐秘的对仗。1930年，戈达尔出生在法国巴黎，他家境富裕，父亲是当地名医，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戈达尔的童年也在日内瓦度过，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返回巴黎。童年时他喜欢画画和写作，热爱阅读，也擅长滑雪和打网球。戈达尔不爱学习，考了三次才通过中学毕业测试。1949年，戈达尔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本想学习民族学，无意中爱上了电影，一年能观看近100部电影。他在巴黎的法国电影园（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流连，看电影、交朋友。正是在这里，戈达尔结识了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与埃里克·罗默（Éric Rohmer）等人。
1952年，他以汉斯·卢卡斯（Hans Lucas）为笔名开始为刚刚创刊的《电影手册》撰稿。当时大洋彼岸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认为电影是电影公司、制作人的劳动成果，戈达尔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电影应该是导演的个人作品。一部电影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毕加索的作品一样，被视为艺术，而不是商业项目。戈达尔的父母很看不上儿子的爱好，母亲为他在瑞士一家电视台谋了一份差事，他却偷雇主的钱、卖掉祖父的初版藏书来支持自己的电影事业。1952年，戈达尔因偷窃在苏黎世入狱，他的父亲立刻将儿子保释出来，转头将他扔进精神病院。戈达尔与父母的关系因此疏远。他的母亲两年后死于一场车祸，戈达尔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十年后，他才在电影《不法之徒》（Bande à part）中向母亲致敬，致敬中又含着一丝倔强——女主角的名字和母亲一样叫奥黛尔，她也很讨厌电影。
▲戈达尔在片场尝试新的拍摄手法。
“我没有选择。至少在当时看来，我没有选择。我偷钱就是为了看电影、拍电影。”戈达尔2007年对英国《卫报》说。他偷来的钱不仅供自己创作，也给里维特等导演资金支持。也许戈达尔日后有不为人知的后悔，但在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他与特吕弗等人对当时法国“僵硬的、过于追求视觉效果的电影”提出反对，认为电影也可以“充满文学性、政治性与艺术性”。“我们就像山顶洞人闯入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那样，闯进了电影业。”戈达尔更放言，拍电影根本不用什么大场面，“只要一个女孩，一把枪”。1959年，特吕弗的电影《400击》（The 400 Blows）被认为是“新浪潮”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翌年，戈达尔也拿出处女座《精疲力尽》。他的确只用了“一个女孩和一把枪”就讲完了故事。《精疲力尽》以戈达尔看到的一则新闻为灵感，讲述一个迷恋美国男明星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罪犯如何杀死、躲避警察的故事。戈达尔在《精疲力尽》中使用了跳跃式剪辑的方法，加快电影节奏，又突出了故事的紧迫感。流行文化网站Ringer评价，跳剪“节省时间，推动情节发展，还让角色在道德难题之间的移动显得紧迫又随意，它更强调了导演在影片中的位置，一切都由他来掌控”。《纽约时报》评价，跳剪“让观众着迷又困惑”。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将《精疲力尽》比作“立体派对传统绘画的影响”。
▲戈达尔在拍摄现场。
除了跳跃式剪辑，戈达尔还在作品中肆意打破过去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拍摄规则。他拒绝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改用手持的方法创造不确定感，有时还让摄影师坐在轮椅上，扛着机器到处滑动。科技文化网站Indiwire写道：“他没有漂亮的构图，没有视觉上的愉悦，而是让观众看到演员的动作会有怎样的力量。”他在《周末》（Weekend）中使用长镜头，“让一对已婚夫妇在堵塞的交通中缓慢前进，似乎在谴责资本主义的荒谬、冷酷、丑陋与暴力”。
他的作品就像他本人，随意中带着一点疯狂。戈达尔也许是电影史上的伟人，却不能算生活中的好人。他喜欢在家剪辑，处理珍贵的胶片时也烟不离手，毫不顾忌。他身材瘦小，频频爱上合作的女演员，“无法保证自己的忠诚”。戈达尔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丹麦女演员安娜·卡琳娜（Anna Karina）评价，两人的婚姻里“充满感情虐待”。碰到投缘的记者，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三小时，只字不提自己的作品，而是与记者谈莎士比亚和《辛德勒的名单》。面对其他记者， 他经常在最后一刻取消采访，不给任何理由。戈达尔成名后坚持创作艺术电影，他的好友特吕弗想走商业道路。也许是初心已变，或是政见不同，也可能是因为爱上了同一个女演员，1970年代初，两人闹翻，再也没有说过话。
▲让-吕克·戈达尔和第一任妻子、丹麦女演员安娜·卡琳娜。
像博尔赫斯批评祖国阿根廷的政治问题那样，戈达尔的作品中也有激进的政治元素。他曾在电影《小兵》（Le Petit Soldat）中批评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影片在法国被禁三年。他批评越南战争，崇拜毛泽东，讨厌好莱坞，更讨厌颁奖。无论是奥斯卡还是戛纳电影节颁发的奖项，他都不愿前往领取。他甚至不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精疲力尽》票房收获不少，戈达尔竟希望下一部作品票房失败，因为“我更喜欢在人们质疑我的时候工作”。他鄙视消费主义。在缺少资金拍摄新项目时，还是为体育品牌耐克拍摄了两则广告，这两则广告从未公开播出，外界也不清楚戈达尔到底赚了多少钱。
“为耐克拍广告这件事增强了戈达尔性格中的多变。”《时代》周刊写道。“我们最喜爱的艺术家，一定是值得信赖的吗？戈达尔让人敬畏，又让人不快。他的为人常常让身边人痛苦。我们信任他，一如信任一个艺术家。他不需要我们的认可，也不需要我们的爱。他只在自己想说话的时候说话，有时候用谜语般的台词，有时候用图像。他永远是现代的。他的青春在电影里，是我们在他身边变老了。”
▲1983年，戈达尔在看杂志。
戈达尔曾有名言：“电影是每秒24次的真相。”他离开的这个世界里，真相变得不那么明确了。2020年大流行期间，戈达尔曾参与社交媒体座谈，他在直播中说，今天的世界变了：“今天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张中学毕业文凭，我宁愿年轻的电影人们回家做点别的事情。”他极度讨厌电子书：“如果用电子书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你该如何在一个角色死亡时返回前文去寻找关于他的痕迹？拼命点‘上一页’吗？”2018年，拒绝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戈达尔让自己的摄影师拿着手机，用视频电话的方式接受在场记者采访。当记者们逐一走到麦克风前向他提问时，他笑称：“这有点像被机关枪扫射。”
在生命的尽头，戈达尔用一如往常般坚决的方式离开人间。瑞士允许受监管的安乐死。他的律师称，戈达尔“患多种高龄疾病，希望在家人陪伴下有尊严地离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戈达尔去世后评价，“我们失去了一个国宝，一个天才的凝视”。这样的离场，就像六十二年前《精疲力尽》的结局：背后中枪的男主角一瘸一拐地想要逃离追捕。警察与他的情人最终还是追上了他。他的表情有些荒诞，又有些悲哀，他最终还是倒下了。
▲2018年，戈达尔用视频电话的方式回答戛纳电影节记者提问。
iWeekly+影响至今的新浪潮
20世纪50年代，一群法国导演在巴黎掀起新浪潮电影运动。他们反对当时好莱坞由大制片厂把控的简单故事，要求导演对作品有充分自主权，拍摄即兴、充满哲学气息的独立电影。电影历史学家总结，新浪潮电影有如下特点：拒绝大厂牌，抛弃娱乐性强的故事，挑战观众，“让他们观影时不会自满”，讨论复杂的思想与情感。法国新浪潮运动启发了全球各国的电影文化潮流，如1995年丹麦的“道格玛95”（Dogme 95）和巴西的新浪潮运动（Cinema Novo）。电影网站No Film School认为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与斯派克·李（Spike Lee）也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
内容来源于《周末画报》
撰文—林湃
编辑—Y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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