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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7年夏天制作过一部纪录播客《哈德拉维:索马里的莎士比亚》,通过对索马里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哈德拉维生平与作品的解读,来窥探索马里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BBC世界广播部非洲编辑玛丽·哈珀(Mary Harper)形容哈德拉维是一个遗产守护者,以诗的语言道出了现代索马里的全部故事:战火纷飞、政坛动荡,以及在这颠沛时局里普通人对爱与和平、正义与自由的不懈追求。自那以后,“索马里的莎士比亚”这一称号便响亮地戴在了哈德拉维头上。尽管,对于这片曾被英国殖民70多年的东非土地而言,“莎士比亚”之称多少仍带有后殖民主义的凝视。
索马里诗人哈德拉维。
五年之后,哈德拉维在索马里北部自治区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离世,终年79岁。在他的葬礼上,除了索马里兰当地政要、文艺界人士和部落长老,无数民众自发组成的送葬队伍蔚为可观。正如吉布提(毗邻索马里兰西北边境,前身为法属索马里)小说家阿卜杜拉赫曼·瓦贝里(Abdourahman Waberi)在听闻哈德拉维去世消息时的感慨:“在广阔的索马里语世界,从未有过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死讯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如此情感。”即便是因常年的政治割裂,未能获准踏入索马里兰亲自吊唁的索马里联邦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Hassan Sheikh Mohamud),也在一份声明里写道,哈德拉维是“索马里艺术和文学的重要支柱,在保护索马里文化、促进索马里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死亡撼动着每一个索马里家庭”。
是诗人,也是斗士
哈德拉维可能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伟大诗人。1943年出生于索马里兰(即当时的英属索马里)第二大城市布尔科郊区一个伊萨克牧民家庭,哈德拉维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关键的地方、从一个关键的时间开始的。在那个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索马里各地人民正积极举事,寻求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殖民列强手中夺回自由,获得独立;布尔科更是从二战结束以来就成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中心。耳濡目染穆罕默德·贾马·乌尔杜赫(Mohamoud Jama “Uurdooh”)这样常以请愿书形式抗议社会不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年幼的哈德拉维在懵懂中种下了反殖民主义意识。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9岁那年被叔叔带到了红海对岸的也门港口城市亚丁。当时同样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亚丁,是许多流散索马里人的聚集地,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犹太人混居在一起。本名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瓦萨米(Mohamed Ibrahim Warsame),“哈德拉维”这个名字便是他在亚丁的穆斯林学校上学时获得的。由于课上爱和同学聊天,老师给他取了个“阿布·哈德拉”(Abu Hadra,即“说话之父”)的绰号。后来,他把它改成了“哈德拉维”(Hadraawi)作为自己的笔名。
哈德拉维在17岁的时候隔着红海望见了索马里北部和南部相继独立,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那是大英帝国在这个非洲之角殆尽的落日余晖。但他没有归国,选择留在亚丁,成了一名教师。在此期间,他颇受当时埃及统治者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泛阿拉伯主义启发,也被刚果首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泛非洲主义思想所吸引,但后者在1961年遭暗杀事件无疑也对哈德拉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亚丁在日后的岁月里越来越成为后殖民主义暴力冲突的汇聚点,他终于在1967年搬到了摩加迪沙。物换星移,彼时是这个索马里首都成了活力之都。
在摩加迪沙郊外拉福尔大学,哈德拉维一边继续教学,一边正式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对语言的掌握极具天赋,古典用词与口语化表述相得益彰,同时也热衷于对诗歌格律和头韵的实验性运用。他长于创造引人注目的意象和隐喻,但也常常和哲学、社会评论交织在一起,借以探索索马里文化和语境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他的早期作品中有许多浪漫的爱情诗,加以动人的配乐和知名歌手的演绎,它们在索马里广为传唱。而随着社会和政治批评的增加,他的诗歌渐渐如一支支“诗意的导弹”,将矛头对准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精英,讲述他们如何盲目地追随那些往日幽灵——以腐败和威权主义进行统治的旧殖民统治者的脚步,以期唤醒索马里社会对后殖民统治悖论的意识。
这种转型与索马里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1969年,索马里国民军司令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发动政变上台,民选文官政府被轻易推翻。哈德拉维用一首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诗歌《杀死母骆驼》暗指军政府接管后的索马里政局:(母骆驼死后)“蛇潜入城堡/尽管布满荆棘/懦夫已然解开了诅咒/因此有勇者必须伸长脖子/种马出卖自己的价值/来塑造一个漂亮的形象/当这样的自大者昂首阔步/甚至连大笑也变成一种犯罪/我们的国家还有未竟的事业。”巧妙地展现着象征索马里政治财富的母骆驼被宰杀后,所有人争相从中分一杯羹的场景。除了《杀死母骆驼》,还有《辛利》和《挽歌》,军政府对他这种微妙却又明目张胆的政治批评诗忍无可忍,在1973年的一个夜晚突击搜查了他在拉福尔大学的宿舍,紧随而来的是五年监禁生涯。1978年获释后,他得到西亚德·巴雷在总统府的接见,西亚德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本应和其他人一样在监狱里了却余生,但最终得到赦免,因此应当将这段时光视作一种恩惠。哈德拉维报以一首题为《澄明》的诗歌,如题所述更加澄明直白地表露自己心迹:“任何试图剥夺你权利的人/无论以无耻的偷窃,还是秘密盗贼统治/通过丑恶的诡计,或者是光天化日下的扒手/最微不足道的自私窃取/他们都不能理解自由是多么有说服力/像盈月和它的澄明,永远不会暗淡/我是它的使者,带着它的火种/任何企图伤害我、寻找我弱点的人/可以尽其所能/无论我看起来多么疲惫/历史会在国家的记录中显现/我所扮演角色的最终结果。”
由于西亚德的军政府不断对索马里北部伊萨克部族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军事镇压,哈德拉维在20世纪80年代逃往埃塞俄比亚,加入那里的武装反对组织“索马里国民运动”,以诗人的身份罕见地成为该运动的一个指挥官,并通过前线电台“哈尔根电台”传播反索马里当局的诗歌。1991年,西亚德政权被推翻,索马里陷入内战,伊萨克部族各分支领袖趁机在北部宣布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而南部陷入了常年各派割据的内战。此时哈德拉维北上欧洲,在英国度过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大部分时光,也时或游历北美,向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传递一个“更好的索马里社会”信念。他的800节史诗《达巴胡湾》(Daba Huwan)即创作于此时,其中既有反殖民主义批评、对达尔文“物种起源论”和西亚德政权的讽刺,也有对一个现代化索马里的美好愿景。他在1999年回到索马里兰,定居首府哈尔格萨。2003年,应索马里民间社会组织的邀请,哈德拉维在许多艺术家和歌手的陪同下开启一场跨越索马里全国的和平游行,即所谓“公众意识运动”,从哈尔格萨前往摩加迪沙,一直到南境城市基斯马尤,再绕回东北部的邦特兰州,最后回到哈尔格萨。纵然内乱不息,但索马里各地民众无不对哈德拉维的到来夹道欢迎,而后者甚至没有雇用任何安全护卫,即便那是索马里安全局势最糟糕的时期。
2016年9月,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在摩加迪沙郊区拉福尔发动汽车炸弹袭击。
诗人的国度
哈德拉维被称作“索马里的莎士比亚”,但对于许多更广大的索马里人来说,他绝不是另一个莎士比亚,而是唯一的、索马里的哈德拉维,漫漫岁月里,他成为索马里去殖民化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也是至今仍在实质上被割裂的索马里社会团结与和平的象征。如今斯人已去,但在哈德拉维身后,仍是一个有着相当活力的“诗人之国”——这个表述最早来自加拿大学者和小说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据她所说,伊萨克部族的艾丁盖尔分支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公认的专家”。而在1854年穿越索马里大地的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也在著作《东非的第一步》中表达了类似的感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诗人……每个人在文学上的地位都获得了准确界定,就像由一个世纪的杂志评定过一样——这些人极具鉴赏力的耳朵让他们能够从和谐的声音、诗意的表达中享受到最大乐趣。”
索马里裔诗人瓦森·夏尔。
尽管以拉丁字母拼写为标志的索马里官方书写语言直到1972年才获得正式确认,但许多个世纪的口述历史早已将诗歌作为最高艺术形式融入到索马里的社会结构之中。在这片土地,诗歌远远不只是一种闲暇时的娱乐,人们更用裹挟其中的寓言和神话谈论政治、宗教和冲突等敏感问题。“人们并非为了诗歌本身而吟诵,总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哈德拉维曾这样说道。实际上,哈德拉维在索马里所享有的地位并不偶然,一种说法是,在索马里社会,每隔50年就会产生一个了不起的诗歌天才。在20世纪初期,是同样来自伊萨克部族的著名行吟诗人萨兰·卡拉贝(Salaan Carrabey),他用诗歌化解了两支亲缘氏族部落间一触即发的战争,被认为比《古兰经》更具安定人心的力量。而在千禧一代,则有曾被授予“伦敦青年桂冠诗人”、如今定居洛杉矶的瓦森·夏尔(Warsan Shire),作为第二代移民,她以诗歌的形式实现着同她从未踏足过的祖国索马里的联结。夏尔的作品擅长编织所有背井离乡者的内心苦楚与异乡生活的矛盾摩擦,名句“没有人会离开家/除非家是鲨鱼的嘴”唤起了全世界流散难民的深深共鸣。在陌生的环境中用诗歌寻找自我,寻找与饱受蹂躏的故土的纽带,这种情绪支撑着许多与夏尔类似的年轻索马里诗人,在YouTube上,人们甚至一搜便能看到数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诗人侃侃而谈他们与索马里的联系。正如哈德拉维所说:“没有诗歌,我们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它可以在一分钟内煽动数千人,也可以在一分钟内遣散数千人。就像胃需要食物一样,我们的大脑也需要优美的语言。”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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