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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60周年，玛丽莲·梦露仍然是流行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之一，也是最具吸金能力的已故名人之一。今年5月的一场纽约佳士得拍卖专场上，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经典梦露肖像《鼠尾草蓝色》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成交，一槌敲下20世纪艺术拍卖的最高价格。同样是5月，同样在纽约，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身着梦露为肯尼迪总统庆生时穿过的钻石裙，亮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Gala），据说这条裙子在2016年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481万美元。“在这样一个特别之夜，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我内心的玛丽莲沟通，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之一。”卡戴珊这样告诉媒体。
安迪·沃霍尔的经典梦露肖像《鼠尾草蓝色》.
致敬梦露，人们都这样说。从生到死，直至今日，玛丽莲·梦露的话题性从未止息。她在短暂的36年人生中总计出演了大大小小约30部电影，而在她死后，更有数不清的电视、电影、传记、小说，以及文化研究著作争相以她为主题。“作为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梦露在这一维度的竞争对手几乎只有猫王和米老鼠……没有其他明星能像她这样在人们心中激发出如此广泛的情感——从渴望到怜悯，从嫉妒到同情。”2001年出版的《美国流行文化指南》这样评价梦露。美国文化学者苏珊娜·哈姆莎（Susanne Hamscha）也指出，梦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断持续的讨论话题，她“从未完全孤立于单一的时间或地点”，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重构美国文化叙事的载体”，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可以在新的语境中被复制、转换、翻译，或者由他人扮演”。
关于梦露的最新叙事，则有今年1月CNN出品的4集纪录片《重塑：玛丽莲·梦露》（Reframed: Marilyn Monroe），4月在Netflix首播的纪录片《玛丽莲·梦露之谜：闻所未闻的录音带》（The Mystery of Marilyn Monroe: The Unheard Tapes），以及9月同样由Netflix出品的传记电影《金发》（Blonde），它们或重新讲述梦露的职业生涯，或揭秘梦露生前的最后时刻、她与肯尼迪兄弟的特殊关系，或想象梦露在光鲜外表与巨大声名下的内心生活。然而，在各不相同的诠释角度下，梦露的真实人生和她所真正代表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美国文化的“性感炸弹”
梦露曾是1961年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霍莉·戈莱特（Holly Golightly）的第一人选。同名原著小说作者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私下透露，在把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卖给派拉蒙电影公司后，他一直希望能由玛丽莲·梦露出演他在书中完美勾勒的戈莱特。就连乔治·阿克塞尔罗德（George Axelrod）起初被委以电影编剧的重任时，也是获悉要“为梦露量身定做剧本”。然而，派拉蒙却认为，由梦露饰演的戈莱特会显得过于滥交，他们转向身材清瘦的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希望她能够削弱戈莱特身上的“交际花”属性，注入更多优雅的内涵；另一方面，梦露的电影导师、美国导演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也建议她放弃这一角色，理由是霍莉·戈莱特的交际花背景对于梦露当时已经过分性感的形象将会有害无益。最终，梦露接下了另一个剧本《不合时宜的人》（The Misfits），与这部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杰出浪漫电影之一的作品失之交臂。
赫本与梦露。
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从相当程度上展现了梦露生前始终面临的一大困境。她标志性的金发、红唇和沙漏形身材为她赢得了“金发美人”（blonde bombshell）的称号，却也让她被理解为一种刻板的女性文化符号：头脑迟钝、单纯、做作、性随便。她的银幕表现和采访策略更是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她的电影角色常常是合唱队女孩、秘书、模特之类，“女人是为了取悦男人而被展示”的职业；在一些特定的电影场景中，她总是“搔首弄姿”地展现着自己凹凸有致的身材；她的宣传海报拍得像经典的招贴画女郎一般；而当她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的每句话听起来都是“完全天真、不加思索”，却又以双关的方式模仿着电影中的自己，即后来被称为“梦露式”的语言。例如，曾有记者问她在1949年拍摄一组裸照时身上穿了什么（what she had on，也可以理解为“开着什么”），梦露回答：“我开着收音机（I had the radio on）。”
学者蕾切尔·莫斯利（Rachel Moseley）注意到，那些伴随着梦露和赫本的电影生涯一起长大的女性普遍相信梦露是专为男性“塑造”的，是她们的“敌人”，而形象上更加孩子气的赫本才是“女孩当中的一员”“优雅的榜样”。实际上，梦露一生中，多次被拿来与同时代女星比较。早在1950年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签订合同时，梦露就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最受欢迎的“金发美人”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的替代品。电影学者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则指出，梦露的工人阶级出身和早年家庭生活的缺失让她看起来对性的态度会更随意，是一个“理想的玩伴”，这与她的同时代女星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尽管也常常被宣传为“迷人的金发女郎”，但由于出身上流社会，往往被视为一个稳重的资深女演员，令大多数男性观众“望而却步”。
《七年之痒》经典镜头。
所有的对照、敌意都没能阻止一件事的发生：玛丽莲·梦露，她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璀璨的女人，好莱坞甚至众星捧月般称她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一些由她主演的电影，如《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1955）、《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成为影史传唱的经典之作；她在《七年之痒》中的那个镜头：她站在地铁通风口处，用双手压住被风吹起的白色连衣裙裙摆，成为后世女星不断模仿却始终无法超越的经典画面；直到去世之前三个月，她身穿那条钻石裙，在麦迪逊公园广场上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快乐歌》，而后她的突然死亡，连同她与肯尼迪兄弟的关系，至今仍是人们在各种影视、书籍中遐想的素材。
从戛纳到温哥华，从伊斯坦布尔到槟城，绘有梦露形象的街头艺术随处可见；她的经典肖像装点了从T恤、手提包到咖啡杯、钥匙圈的一切；还有互联网时代的无数粉丝俱乐部、群组和网站，“记住玛丽莲”“我们的玛丽莲”“不朽的玛丽莲”……实际上，与其说梦露是美国20世纪电影的代言人，不如说她是美国消费文化的代言人。“如果美国希望把民主的魅力输出到二战后贫困的欧洲，电影可能就是最好的橱窗。具备所有的美国特质和性感线条的玛丽莲·梦露，以一种单一的形象成为经济、政治和情欲彼此交叠的复杂界面的缩影。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已经化身一个无阶级的、充满魅力的品牌，任何使用美国化妆品、尼龙制品和过氧化物（常用于纺织、造纸工业）的人都能够接触到她。”电影历史学家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如是说。
“梦露”面具下的真实女神
流行文化成就了梦露，但也将她困在了“性感符号”“胸大无脑”这样的标签中。和她的文化效应并不匹配的是，梦露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女演员，电影评论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抨击她不会演戏，仅仅是“利用自己贫瘠的演技来取悦公众”；就连与她合作了《游龙戏凤》（The Prince and the Showgirl）的英国演员兼导演劳伦斯·奥利维（Laurence Olivier）也认为，“她在内心的某一处可能并不想演戏，只想展现自己——但那是另一回事”。然而，文化历史学家莎拉·丘奇维尔（Sarah Churchwell）指出，根据多个认识梦露本人——她原名诺玛·珍·莫滕森（Norma Jeane Mortenson）——人士的说法，“玛丽莲·梦露”本就是一部完整的虚构作品，是为公众精心打造的人设，同她在银幕上塑造的那些“笨手笨脚的歌舞女郎”般的形象极为相似。
在2004年的著作《玛丽莲·梦露的多面人生》（The Many Lives of Marilyn Monroe）中，丘奇维尔写道：“最荒诞的说法，是说她很蠢，其次是说她很脆弱，再次是说她不会表演。她远非愚蠢，尽管她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她自己也对此相当敏感——但她事实上非常聪明，也非常坚强。因为在那个年代，她必须同时做到这两点才能打败当时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体系……愚蠢的金发女郎只是一个角色，她是一个真正的演员，她演得如此优秀，乃至现在所有人都相信她本身就是她在银幕上扮演的角色，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一个真实的梦露，或者说真实的诺玛·珍，如《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Goddess: The Secret Lives of Marilyn Monroe，1985）一书作者、爱尔兰作家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所言，与她的现代肖像画中“性别炸弹”式的形象“大相径庭”：早在体育运动成为一项流行时尚之前20年，她就开始了每天跑步的习惯；她热爱阅读严肃文学，并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情有独钟；1950年，20世纪福克斯的高管甚至认为有必要警告她，不要让人看到她在阅读那些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书；到了1956年，她更与蜚声国际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秘密结婚，彼时米勒正因同情共产主义的倾向而遭到麦卡锡政府调查；她还是美国“健全核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好莱坞分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此外，梦露有时也会在宣传照拍摄中挑战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规制，例如在1951年的一张照片中，她穿着暴露地与非裔美国音乐家菲尔·摩尔（Phil Moore）一起排练歌唱；而在1954年，她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帮助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争取到在好莱坞最受欢迎的莫坎博夜总会（Mocambo）演出的机会。当然，还有梦露在1959年主演的电影《热情似火》，被认为在那个仍将同性恋视为重罪的年代，给予了LGBTQ+社区至关重要的支持。
1954年，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与梦露在好莱坞一家俱乐部。
但真实的诺玛·珍敌不过刻板的梦露，在她极具魅惑性的外表——鲜为人知的是，梦露专门聘请了20世纪30年代的“金发美人”珍·哈洛（Jean Harlow）的发型师，将自己原本的一头红棕色自然卷头发染成金发——以及不动声色的喜剧天赋和独树一帜的语言习惯合力作用下，梦露用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正如传记作家路易斯·班纳（Lois Banner）提出的，梦露只不过是在电影表演和公开露面中精巧而夸张地演绎了她作为“性别符号”的文化地位，“她创造的 ‘玛丽莲·梦露’是一个杰出的原型，在20世纪的性别叙事传统中，上承梅·韦斯特（Mae West），下启麦当娜”。
梦露自己也曾表示，她的表演受到了韦斯特的影响，“从她那里学到了一些嘲弄自身性别的技巧”。这部分得益于梦露在私下努力磨炼演技，包括她在斯特拉斯伯格主持的纽约“演员工作坊”（Actors Studio）进修方法派表演，并从喜剧舞蹈演员洛蒂·戈斯拉（Lotte Goslar）那里学习喜剧和电影拍摄理论；部分也是因为美国电影学者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所说的，在那个“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在内心认定“极富女人味的女性不可能是兼具头脑的”。梦露的第一部主演电影《绅士爱美人》让观众第一次完整领略到她那标志性的美艳与愚钝交叠的“金发美人”形象，但没有人记得她在角色台词中专门加进去的一句话：“我可以在重要的时候变得聪明，可大多数男人不喜欢这样。”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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