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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921年发出感慨：“多么了不起的人啊！如果诺思克利夫是我们这一边的，我们可能就赢了这场战争。”那时，威廉二世已经因一战战败而被迫退位，流亡荷兰。然而，战败三年后，仍然令他“念念不忘”的诺思克利夫，却不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亦非后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而是编辑出身的英国报业大亨诺思克利夫子爵。一战进入尾声之际，诺思克利夫受命担任英国“对敌宣传主任”，负责向德国输送“必败”的新闻宣传，某种意义上成了击溃德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国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专门为他铸了一枚大奖章，正面是他手握羽毛笔的肖像，背面是魔鬼撒旦的形象和一句话：“英国人民灵魂的建筑师。”这枚奖章至今仍挂在《每日邮报》的会议室里。
是的，《每日邮报》。这是诺思克利夫发家的地方。他一手创办了《每日邮报》、《每日镜报》，首次将报纸的读者群定位为中下阶层的普罗大众，后又收购《观察家报》、《泰晤士报》，当他在1922年因心内膜炎发作而逝世时，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报业帝国。可以说，奠定了英国现代报纸格局的诺思克利夫是当之无愧的“英国现代报业之父”。用另一个英国报业大亨比弗布鲁克男爵（Lord Beaverbrook）的话来说，他是“迈过舰队街的最伟大人物”。也正是由于诺思克利夫在报纸和大众舆论中无可匹敌的巨大影响力，让他在后来半只脚跨入政坛，对一战前后的英国国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诺思克利夫的最新传记《主编：诺思克里夫勋爵的一生》作者安德鲁·罗伯茨所指出的，诺思克利夫不仅显而易见地塑造了现代新闻业的格局，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帝国的思想”——在那个传统的日不落帝国被迫面对日益增长的新威胁的时代，他充分调动着普罗大众对战争、对政治的态度。
小报大师
诺思克利夫本名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盎格鲁-爱尔兰家庭，共有10个兄弟姐妹。在他很小的时候，全家便迁往了伦敦。就读于伦敦的亨利学院时，他帮助创办了学校的第一份校刊并担任编辑，专注于写作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和短小精干的段落。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上大学，而是去往英国报刊媒体的大本营——舰队街，成为了一名自由记者。事实上，诺思克利夫很早就意识到，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改革，英国新兴的识字阶层正在不断壮大，因此他尤其关注那些能够迎合中下阶层阅读需求的低档出版物。等到20岁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干劲，创办出自己的第一份报纸《给记者们关于太阳底下每一个话题的回答》（Answers to Correspondents on Every Subject Under the Sun）。顾名思义，它回答着各种诸如“狗会自杀吗？”“犹太人骑自行车吗？”“晨装背后为什么有两颗纽扣？”之类的问题。
英国报业大亨诺思克利夫子爵
但真正成就诺思克利夫的，是他在1896年创办的《每日邮报》，目标直指新一代的识字阶层。创立之初，这份报纸便承诺将像《泰晤士报》如何对待那些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男性读者一样，“小心翼翼地将新闻事件向工厂女工们讲明白”。它的标语包括“大忙人的日报”、“只要半便士的便士报”，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曾评价它是“勤杂员为勤杂员写的”报纸。它既鼓吹“对帝国的忠诚”，也熟练地掌握着“永远是新闻的三件事”：“健康、性和金钱”。189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钻禧纪念日和第二次布尔战争在南非的爆发让《每日邮报》敏锐地捕捉到新闻点，一举成为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流行报刊，也让诺思克利夫摇身成为百万富翁，那一年，他只有34岁。一直到他在1922年去世前，《每日邮报》都保持着每日发行量的世界纪录。它被视为英国报纸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标志着英国报业进入了一个划分通俗小报（以《每日邮报》为代表）和严肃大报（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新时代。
《每日邮报》成功之后，诺思克利夫的报业版图不断扩张。1903年，他创办《每日镜报》，最初打出的口号是“贵妇们的报纸”，也是第一份由女性经营的女性报纸。但在经历了早期的销路不畅后，他果断改变模式，使之变为一份关注范围更广、男女皆可看的画报，发行量很快飙升。通俗小报业务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同时，诺思克利夫也将眼光放到了严肃大报对手上。他在1905年和1908年先后收购了陷入财政困境的《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早一个多世纪由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创办的《泰晤士报》尽管在英国报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由于经营不善，到1908年时发行量仅剩4万，而在诺思克利夫的改革下，通过采购新式打字机、雇用推销员、提高记者和编辑待遇、优化文章风格、增加内容可读性等方式，到1914年，《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恢复到了15万左右。也是在1914年，诺思克利夫对英国报业的控制达到空前规模：据统计，他握有英国40%的早报发行量，45%的晚报发行量和15%的周日报纸发行量。
1912年，《每日邮报》位于英国伯明翰的报社外。
很多人将诺思克利夫称作“舰队街的拿破仑”。确实，他对权利和金钱的强烈渴望使他始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拓自己的报业版图。但也和拿破仑一样，他对文学和艺术几乎没有兴趣。他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除了英语之外不会第二种语言。这没有妨碍他在专业上的精明，他注意到，人们试图登进报纸的很少是新闻，而努力不让登的才是真新闻。他也和拿破仑一样孩子气，如他的密友诺曼·法费（Norman Fyfe）所说，诺思克利夫“孩子气地专注于当下的事，又孩子气地迅速转向另一桩事；孩子气般的思维范畴有限，只能注意到直接、显而易见、流行的事物；孩子气地坚信任何有利于他的出版物的事情都是正当的，它们对公众思想的影响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在他的《每日邮报》被指责过于民粹主义，仅仅是给读者提供他们想要而不是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时，诺思克利夫以一种相当拿破仑的方式回应说：“感受人民的脉搏是一门伟大的艺术。”
政治远见
诺思克利夫是十足的沙文主义者，也是直言不讳的反德分子。他对英国冒险家塞西尔·罗兹（Cecil John Rhodes）在非洲的扩张主义充满兴趣，也欣赏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鼓吹的帝国关税同盟计划，即通过对非帝国商品征收关税来保护英国经济——不过，有研究指出，诺思克利夫当时虽然支持限制外国商品，但不希望将限制扩大到食品领域，声称穷人会遭受“胃税”，有人认为这是他社会良知的体现，也有人说，他仅仅是担心人们会因此买不起他的报纸。用他的弟弟、自由党议员塞西尔（Cecil Harmsworth）的话来说，诺思克利夫的全部政治主张就是“保护和扩张大英帝国”。也是这种主张，让他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常常被人指责在德国问题上过于危言耸听。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他就加剧了对德国企图侵占英国领土的怀疑，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恰是正确的。例如，他曾认为美、英、法、德等10国在1909年签署的《伦敦海战法规宣言》可能会限制英国皇家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能力；而一战爆发不久后，英法联军试图强闯达达尼尔海峡以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在他看来也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愚蠢”行动。
一战时期，德国士兵在战壕里阅读《每日邮报》上刊登的征兵信息。
诺思克利夫对政治和战事的介入与他的报刊影响力息息相关。如果说作为英国对敌宣传主任的他对一战的结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他和他麾下的报业对于战争的开始也有着推波助澜的影响。1914年7月31日，当英国还在犹豫是否援助已被德国发下“最后通牒”的协约国盟友法国和俄国时，《泰晤士报》刊文写道：“我们的职责很明确。如果我们的盟友受到不正义的攻击，我们必须立刻做好准备支持他们。在一个由任何单一势力主导的欧洲，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而在8月3日，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的前夕，《每日邮报》的文章更加肃穆：“今天，一场巨大灾难的阴影笼罩着欧洲。我们的责任是带着勇气和信念——忍受痛苦的勇气和对上帝、对国家的信念——走向死亡之谷。”战争开始后，他最关键的一次干预是在1915年，他亲自在《每日邮报》上撰写了一篇关于西线弹药短缺的文章，为那些在前线战壕中艰难奋战的士兵们大声疾呼。他也在报纸上毫不掩饰自己对时任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不满，公然宣称后者是“一个优柔寡断、无能的人”，极力推动了他的自由党对手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战争的后两年接替首相之职。
用历史学家理查德·伯恩（Richard Bourne）的话来说，战争期间，诺思克利夫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和民族人物，一个参战鼓吹者，政府的创造者和破坏者”。他的声望日隆也让劳埃德·乔治对他有所防备。1917年6月，他被派往美国，作为英国军代表团团长向这个当时刚刚参战两个月、国内反战游说团体仍然庞大的国家进行游说，希望争取更多资金和支持，而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回国后不久，他就被授予了“肯特郡圣彼得教堂的诺思克利夫子爵”的贵族爵位——他曾在1905年获封“肯特郡萨尼特岛的诺思克利夫男爵”，尽管当时这一爵位是否为买来的至今存疑。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对敌宣传主任。预见到战争结束的曙光，诺思克利夫不断发表长篇大论的宣传文章，反对任何与德国的和平谈判。他那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一战过程的反德宣传，影响之大甚至曾让德国人派出一艘军舰炮击他位于英国东南海岸肯特郡布罗德斯特的宅子，暗杀没有成功，但他的故居至今仍保留着当时造成的弹坑。
诺思克利夫报团将在《每日邮报》位于舰队街的原址修建新总部。
对工作的狂热把诺思克利夫逼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一战结束后，他需要经常进行国际长途旅行来调节身体的各种不适。讽刺的是，正是在一场治疗旅行途中，他感染了细菌性心内膜炎。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他几乎一直在精神错乱、看起来极度自大的状态中度过，而身边人以为他仅仅是人到晚年，将内心的“拿破仑式”自我表现得更加外显。最终在1922年8月，他以57岁的年纪早早离世。“伟人很少是好人。”用罗伯茨在传记中的结语概括他的一生，似乎也恰如其分。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喜乐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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