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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们能够理解的大人式的电影。”这是朴赞郁对新作《分手的决心》的评价。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上，这位韩国导演借此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它也被认为是金棕榈奖最佳长片的有力竞争者，不过最终没有敌过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执导的影片《悲情三角》（Triangle of Sadness）。但至少，《分手的决心》证明了这位“老男孩”导演仍然处于自己的巅峰。
韩国导演朴赞郁凭电影《分手的决心》获得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今年将满 59岁的朴赞郁不算多产，自1992年以来，他执导了 13 部故事片。这并不妨碍他被称为韩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2004年，朴赞郁那部耸人听闻的复仇剧《老男孩》（Old Boy）在戛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从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陪审团中夺得大奖。从那以后，朴赞郁一直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2009 年，他带着另类文学吸血鬼恐怖片《蝙蝠》回归，再一次夺得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2016年则是带着挑战禁忌的《小姐》（The Handmaiden）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被不少影迷戏称为“戛纳的男人”。
他在这些作品和荣誉之间过着平静的生活，还会乘坐巴士，偶尔聚餐或开会。他喜欢在车库里为附近的流浪猫准备食物和水，他还经常带着相机四处游荡。他在拿起摄影机之前就拿起了相机。去年，朴赞郁曾在釜山举行个人摄影展。他曾说：“因为性格内向，喜欢一个人，所以刚开始因为害怕放弃了电影导演的工作。虽然想去电影系，但没能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朴赞郁的电影之路
像他说的那样，朴赞郁并非科班出身——他毕业于西江大学的哲学系。他出生在从朝鲜后期威势显赫的名门望族潘南朴氏家族，世世代代在首尔市钟路区长大。他成长的 1980 年代韩国只有几所电影学校，早期对电影的认知源自喜爱电影的母亲。他回忆起小时候在剧院里看过的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他已经不记得是哪一部了，但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开始想象自己的邦德电影——在脑海里一个接一个地拍摄，思考灯光、角度和剪辑是如何讲述故事的。
大学时，朴赞郁进入了电影社团，在电影杂志《Screen》上兼职写评论。也是在那一时期，他被艾弗里德·希区科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眩晕症》惊艳，决心成为导演。1988年，25岁的他作为导演部的一员参与了柳永珍导演的电影《黑暗》，正式进入了电影界。五年后，朴赞郁作为电影导演出道，但前两部电影票房和口碑皆一般。他不得不以电影评论家的身份继续谋生，他在广播节目中担任固定嘉宾，同时也向电影杂志投稿。1994年出版的评论集《看电影的隐秘魅力》虽然销量不高，但在电影迷之间反响很大，在他以导演出名后，绝版旧书以高价流通。他与昆汀·塔伦蒂诺还有段奇妙的缘分。1994年，昆汀赴韩宣传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当时正是朴赞郁采访了他。十年后，两人在戛纳电影节上再次见面，昆汀的评审团将大奖颁给了朴赞郁的《老男孩》。
朴赞郁在韩国崭露头角是在2000年。他执导的《共同警备区JSA》吸引了近600万观众，成为当年韩国最高票房作品，得到了趣味和完成度兼备的评价，更被邀请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竞争单元，影片的艺术价值得到了认可。随着票房成绩的巩固，朴赞郁开始大胆表现出自己的“嗜好”。之后的四年间，他最知名的复仇三部曲——《这就是复仇》《老男孩》以及《亲切的金子》揭开面纱。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就是复仇》是他的最佳作品，票房表现平平，但在多伦多、东京、费城和柏林的主要电影节上获得了好评和展映，同时，这部电影也确立了朴赞郁血腥复仇的主题。于2003年执导的《老男孩》在2004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奖，跻身世界巨匠的行列。导演斯派克·李 （Spike Lee）非常欣赏这部电影，甚至在2013年翻拍了它。
2004年，朴赞郁(中)与《老男孩》主演崔岷植(左)出席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老男孩》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获得灵感，从吴大洙（崔岷植饰）被监禁在私设监狱15年开启，讲述了两个男人的悲剧没落。可以说这部电影开启了亚洲电影极端暴力疯狂的新前沿，对于其他国家的观众来说，这部血腥的黑色电影也成为了进入韩国电影的一种方式，为韩国惊悚片开始走向世界树立了模板。一直到奥斯卡最受欢迎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奉俊昊的黑暗社会评论也遵循了与《老男孩》一样的叙事，着眼于社会的病态，然后爆发出极端暴力的时刻。
以《老男孩》打开韩国电影国际化之路的朴赞郁，以《亲切的金子》结束了复仇三部曲。之后，朴赞郁在2009年带来了另一部封神之作《蝙蝠》。这部略显诡异的作品以法国作家左拉（Emile Zola）的小说《红杏出墙》（Therese Raquin）为基础，增加了“吸血鬼”的元素。从原作或题材的选择来看，似乎积极借用欧洲古典电影，但朴赞郁不专注于作品的翻译，而是极端地推进多样的文化象征的组合，因此也被认为是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追求世界性的经典作品。朴赞郁也凭借这部作品再次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创造了历史。之后，朴赞郁创造性地退回到更传统的形式，创作出了影像美臻于极致的《小姐》。这部作品也是以西方小说——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小说《荆棘之城》（Fingersmith）——为原型，但将背景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的朝鲜，将朝鲜、日本和欧洲的不同文化混合在银幕上。这部作品入选了当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第88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年度五佳外语片、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等。
朴赞郁电影《小姐》
走向国际的韩国电影
在戛纳和奥斯卡等电影节上取得的成绩，证明了韩国电影的地位急剧变化。韩国电影到今年有百余年的历史，它的后半段包含了电影人想要走向世界电影舞台的欲望和努力。1950年代，韩国电影决定走向国际化，其中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方面，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Rashômon）冲出亚洲，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三年之后，另一部日本电影《地狱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韩国电影评论家李青基（音译）曾在1955年6月8日的《朝鲜日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中列举了日本的这两部影片，并指出每部作品在海外获得了四、五十万美元的利润，敦促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援，让好的作品在海外各电影节上参展。李青基将进军海外的目标定位为“第一是东南亚，第二是美国，第三是西欧”，而此时被设定为“最佳作品目标”的“西欧”正是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另一方面，朝鲜电影《少年游击队》在1951年第6届卡尔巴里大厅电影节斩获了“为自由而斗争奖”，1959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春香传》还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等，在国际舞台上先于韩国崭露头角。
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韩国政府及电影人迫切地想要走上世界舞台。当时，韩国电影选择的是通过亮相国际电影节来追求世界性的战略。其中选派的大多为极具民族、地域色彩的作品。不少评论家分析认为，当时的韩国现代剧根本无法赶上外国的步伐，所以他们选择凸显韩国固有的情趣和情感，以此填补美学时差。通过这样的战略，李炳日导演的《出嫁的日子》（1956年）被选为第4届亚洲电影节参展作品并获奖，还受到了爱丁堡和柏林电影节的邀请。同年年底，韩国正式收到了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参展邀请。在完全没有国际电影节经验的情况下，《出嫁的日子》取得的成功被认为是异域风情的效果。电影评论家刘汉哲（音译）解释说：“亚洲国家的作品只顾追求西欧式的儒型，想要丧失固有情绪时，《出嫁的日子》以民族的情趣为基础，描写了朴素的故事。”
2021年10月，韩国导演奉俊昊(左)与日本导演滨口龙介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对谈。
韩国电影承认并利用、放大西欧和亚洲社会文化之间的“隔阂”这一战略到了1980年代变得更加极端。韩国导演林权泽就代表了这一潮流，他在全球化格局中坚守了民族主义、地区主义。从《曼陀罗》（1981）和《留种》（1987）、《春香传》（1999），到《醉画仙》（2002），他在欧洲国际电影节上的作品不断再现土著性的素材和风景、古典艺术，是将西方国际电影节的视线内在化，作为民族/国民国家的视觉指标，“韩国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电影体制分配给了韩国电影这样的位置。
因此在以朴赞郁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导演的入局下，21世纪开始，这种战略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逐渐变得更加多元。这一拨电影人摆脱了以传统的“国家电影”框架和认同感为基础制作前一代电影的模式。他们关注的是更普世、共通的东西。就如戛纳在内的欧洲评论家团一直关注的朴赞郁电影中有关“原罪和救赎”这一颇具西方特色的主题，通过将完成度极高的场面搬上银幕，体现了他对复仇的沉思，讲述被推向非凡极端的普通人的故事。在他的电影中，这些故事往往是由暴力场面组成的，他善于用镜头挖掘内心的极致恐惧——用剪刀剪断舌头，用锤子敲掉牙齿……《老男孩》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是饥饿的主角吃掉整只硕大的活章鱼。这些细节的记录源于朴赞郁对失败者的关注——被逼到边缘的人不断感受绝望，然后“超越”它。
他们正在开拓韩国电影的新题材。有人评价说，过去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化变革运动的他们的成功反映了新的社会意识和想象力。朴赞郁曾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在1979年至1988年独裁者全斗焕经常残酷统治下的首尔生活，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想象力。在他们的电影中，“地区性的东西”不再隶属于民族/国民国家。相反，在这些电影中，“韩国的东西”被删除或重新组合，在以欧洲和好莱坞为中心组成的全球电影体制下，成为对抗霸权的一种战略。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朱怡
编辑：草西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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