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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再次陷入争议。根据Politico的一份报告，Google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大力资助白宫办公室，引发担忧。政府办公室，为何需要私人慈善资助？而这些资助，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
“拜登的办公室里都是亿万富翁的指纹”
施密特在Google和母公司Alphabet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首席执行官、执行主席和技术顾问。他于2020年从最后一个职位上卸任，现在他担任董事会成员并投资于科技公司，包括一些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公司。根据《福布斯》（Forbes）的数据，他是世界上排名第66位的富豪，净资产为237亿美元。
根据Politico，施密特的慈善基金施密特未来（Schmidt Futures）在过去一年中向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提供了资金，间接支付了现任OSTP办公室主任马克•艾迪诺夫（Marc Aidinoff）6周的薪水。此外，施密特未来的首席创新官汤姆·卡利尔（Tom Kalil）在施密特公司工作了四个月的同时，还担任着科技办公室的无薪顾问（在2021年10月受到道德投诉后离开了OSTP）。还有一些办公室员工也获得了施密特未来的资金，这些资金用于资助参加会议的旅行。Politico报道称：“在（当时）140人的办公室里，有十几名官员和施密特保持着良好关系，包括一些现任和前任施密特员工。”
据悉，OSTP负责制定和实施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政策和预算，并就类似相关的国内和国际事务提供咨询。“施密特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影响联邦科学政策，这可以追溯到他与奥巴马政府的密切关系。” Politico报道说，施密特的一些经济利益——比如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发展——与OSTP的责任重叠。
据悉，施密特还与OSTP前主任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密切合作。此前，兰德被曝霸凌包括科学办公室当时的总法律顾问雷切尔·华莱士（Rachel Wallace）在内的多名员工，并引咎辞职。华莱士表示： “我和法律团队的其他人一直注意到有大量工作人员与施密特未来有财务联系，并越来越担心这个组织能够通过这些人产生影响。”华莱士认为，她与同事们遭到欺凌，就是因为自己一直就施密特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多次涉足政治
施密特与民主党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4年，作为Sun MicroSystems的首席技术官，他帮助比尔·克林顿开发了第一个白宫网站WhiteHouse.gov。
当施密特担任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时，他曾在2008年10月为奥巴马竞选助选，但他解释说，因为“谷歌在官方上是中立的”，所以他“亲自做了这件事”。根据Intercept和问责运动（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的一项分析，从2009年到2015年，谷歌公司代表平均每周参加一次以上的白宫会议。在奥巴马2012年连任竞选期间，施密特帮助招募人才和提供技术建议，并在选举之夜在竞选活动的后台担任高级职员和志愿者。
2014年4月，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选的前一年，施密特给她的高级助手谢丽尔·米尔斯（Cheryl Mills）发了一份题为《2016年民主党竞选笔记》（Notes for a 2016 Democratic Campaign）的长备忘录。在2016年希拉里的竞选晚会上，他被拍到戴着“员工”徽章。
201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SCAI），以“考虑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发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全面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由当时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克·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提名，施密特成为了该委员会的主席。
特朗普政府时期，施密特未来还着手与下届民主党政府建立关系。现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奥巴马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在2017年共同创办了咨询公司West Exec Advisors，当时米歇尔被视为未来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施密特未来则是他们的客户之一。米歇尔与施密特一起参加了拜登2020年的筹款活动，宣传口号是“关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虚拟对话”。据悉，West Exec也是另外几位现在在拜登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专业人士曾经任职的单位，包括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和副司法部长丽莎·莫纳科（Lisa Monaco）。2021年7月，在NSCAI（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办的“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布林肯向施密特表示感谢，称他为“朋友”。
技术领域的人士说，施密特在培养民主党领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联邦科学政策重点的真正关切。虽然批评者把他描绘成一个“未经选举”的亿万富翁，他支持的政策可能会让他自己和他所参与的组织更加富有和强大；但那些支持施密特的人说，尽管他偶尔会进入道德灰色地带，但21世纪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会流向任何一个技术领先国家，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先的国家。
除了OSTP，施密特在拜登政府的其他部门也有影响力。2019年，他帮助发起并加入了Rebellion Defense公司董事会，这家公司自称为国防工业开发人工智能软件。此后Rebellion Defense的两名官员加入了拜登过渡团队的机构审查小组。据科技调查机构称，自拜登上任以来，Rebellion Defense已经收到了10份国防合同。
目前的回应
目前，施密特表示，Politico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施密特在接受CNBC的独家采访时说：“（你显然会希望像我这样的人）合法、公平地与政府合作。”
“文章中未经证实的论点是，司法部受到了不当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声明补充说，施密特未来近年来一直与OSTP合作，并“公开承认我们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贡献和支持，以支持人才和促进科学创新，以改善社会”。
此外，施密特表示，这个报告称美国政府和OSTP在过去的25年里一直使用汇集的慈善资金来确保各机构的人员配备。“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举证，说明为什么优秀的人往往不愿与政府机构合作。”他说：“受虐待（没工资）是不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虐待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解决它。”
OSTP的一名发言人在一份长篇声明中进行了辩护。这位发言人表示：“你试图讲述一个机构获利的故事——一个慈善机构对政策结果具有影响力。”“然而，OSTP正在执行一项积极的议程，以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这些美国人在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时受到算法歧视，目前，我们正在政府各部门收集数据，以帮助确保政府提供更公平的服务，并正在评估社交媒体平台造成的心理健康危害。我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
政府雇员的工资应该谁来支付？
Vox表示，围绕这条新闻的伦理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一名对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有着明显个人兴趣的科技亿万富翁正在向一家致力于科技和科学的独立政府机构捐款，尽管是通过他的私人慈善基金会。然而，真正的“丑闻”是，一个政府部门需要慈善援助来为其工作提供资金，这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上造成了道德上的两难境地。
OSTP负责就重要而广泛的公共政策向总统提供建议，但它的年度预算也只有区区500万美元，这意味着它必须发挥“创意”才能完成工作。“使用其他联邦机构、武装部队、大学和慈善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可以追溯到五届总统政府——但拜登总统是第一个将（收到资助的）办公室提升到内阁级别的人。”OSTP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给Vox的声明中说。
据OSTP称，目前在那里工作的127名员工中，只有25人是正式专职员工。剩下的是来自其他联邦机构的临时任命人员，以及来自大学、科学组织或慈善机构资助的研究员。
施密特强调了OSTP是如何“长期资金不足”的，并表示，施密特未来很自豪能成为向OSTP提供资金的“领先组织”之一。换句话说，它不是唯一一个慈善地为政府机构提供急需的资金支持的私人组织。的确，政府和慈善部门之间的合作并不新鲜。“在过去20年里，人们越来越关注联邦政府层面的公私合作，包括利用私人资源为公共和政府能力提供资金，”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非营利和慈善事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杰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说，“从20世纪初大规模基金会出现之初，这就一直是慈善和民主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些机构——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认为制定公共政策、为联邦机构提供人员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种方式。”
据悉，许多政府部门也与来自私营部门的外部顾问合作，其中一些是所谓的“特殊政府雇员”（SGE）——他们可以在365天的期限内为政府工作130天，遵守（与专职员工）不同的道德规则，并可以通过外部资助获得补偿。据政府监督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高级伦理研究员沃尔特·肖布（Walter Shaub）称，目前约有4万名SGE为政府工作，其中大多数是联邦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些人不受政府道德规范或政府透明度要求的约束，”肖布继续说，“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美国人民之前，我们无从得知这会如何改变结果。”
公共和私人部门协调并为一个项目捐款是一回事，而政府部门从慈善机构接受资金就是另一回事，这可能会造成道德冲突。这表明，公共部门存在系统性的资金不足，就几乎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利益。猜测施密特参与OSTP背后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不可避免的是，从他和他的基金会流向OSTP的资金将对施密特的个人和商业利益助力。“这是塑造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 索斯基斯说，“你可以通过推广某些法律来做到这一点，你也可以通过人员配备来做到这一点。我不认为这一定是邪恶的，但这肯定是一种影响。”
《纽约时报》经济记者、《达沃斯人：亿万富翁如何吞噬世界》（Davos Man： How the Billionaires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彼得•古德曼（Peter Goodman）说：“至少要清楚，哪些钱进入了这个舞台，来自谁，出于什么目的。”这里的利害关系比施密特和OSTP的问题要大得多。这是一个私人慈善应该在政府中如何存在的问题。政府被认为是相当透明的，对公众负责，而慈善界往往是不透明的，并受制于像施密特这样的私人超级富豪的一时冲动。两年前，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迟缓失败导致像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科技亿万富翁挺身而出帮助公众，这样的资金在外界看来很有帮助。但古德曼质疑亿万富翁顶替政府是否值得庆祝。“在一个本应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依赖一个科技兄弟为我们的医疗工作者提供装备？”他问道。
财政紧缩倾向于增加政府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依赖，因为政府机构发现自己资源紧张，这有助于使“私营部门能够比政府更有效或更创新地处理危机和其他公共利益问题”的想法正常化。古德曼描述了扩大私营部门影响范围的典型策略：“首先你削减政府项目的预算，然后你做一项研究，表明政府项目并不那么有效。然后你会说，‘政府无可救药，让我们彻底废除这个政府项目吧’。最后，无论手头上有什么问题，都会被交给私人慈善部门处理。私人慈善部门的支持者会说，他们可以比政府做更多的好事——而且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少缴税。”
目前，一个积极的迹象是OSTP的预算可能会增加。在上月早些时候的综合支出法案中，拜登的年度预算提案将每年给OSTP 790万美元。但是，这一增加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由OSTP资助的工作人员的构成还有待观察。古德曼说：“并不是说施密特不应该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问题外包给那些总是会有利益冲突的亿万富翁。”
新闻来源：VOX、CNBC、POLICITO，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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