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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是荷兰安乐死合法化的20周年日，根据荷兰官方数据显示，荷兰安乐死的死亡人数在去年达到了最高值7666人，多为癌症或其他晚期疾病。对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执行的医生来说，安乐死需要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随着精神病患者被允许安乐死，安乐死的边界和合理性问题再次受到质疑。而安乐死的合法化也带来了关于自杀的讨论，既然可以安乐死那一般人是否可以帮助他人自杀？
安乐死死亡人数再次上升
2002年4月1日，安乐死在荷兰被合法化，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同年，比利时也紧随其后。2021年，西班牙成为第六个采用安乐死的国家。4月1日，荷兰的安乐死专家中心的墙上装饰着金色的蝴蝶，用来纪念在过去的20年中选择有尊严地死去的数千名病人。安乐死专家中心坐落在海牙一个绿树成荫的高档郊区，是这类中心中唯一的一个提供信息、协助医生，并提供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
▲欧洲安乐死情况。
荷兰地区监督委员会3月31日表示，荷兰2021年因安乐死死亡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总数增加了10.5%，达到7666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5%，增幅不大。其中绝大多数人年龄在60岁以上，患有癌症或其他晚期疾病。安乐死专家中心的主任索尼娅·克里斯滕（Sonja Kersten）表示：“20年前，当这项法律通过的时候，它是为人所知的，但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使用。”
荷兰参议院议员杰·瑞克（Jeroen Recourt）表示，2021年安乐死人数增加与新冠病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患病人数的上升幅度相对更大，但冠状病毒似乎并不是安乐死的独立医学依据。”在安乐死的几个病例中，没有一个重症患者是由冠状病毒感染直接引起的。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死亡实际上对安乐死病例数量增加没有任何影响。荷兰安乐死人数增加有很多其他原因：荷兰人口老龄化，以及安乐死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克里斯滕说：“带着尊严死去是荷兰社会正在兴起的一个争论，这是一个相当开放的话题。”
▲荷兰的安乐死专家中心。
“存在的问题”
在荷兰，安乐死只能在荷兰法律规定的严格条件下进行。16岁以下的儿童需要父母和监护人的许可，而16岁和17岁的儿童必须父母一同参与。从18岁起，任何荷兰公民都可以要求死亡协助。在所有情况下，选择安乐死的患者必须有“无法忍受的痛苦，没有改善的希望”，并且必须以“自愿、深思熟虑和完全确信”的方式要求死亡。其他标准也适用，例如患者的情况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治疗方案。克里斯滕提到，要求将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决定仍然是一个“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安乐死既不是病人的权利，也不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能也不会被迫执行安乐死。仍有很多医生反对安乐死，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
部分医生认为安乐死违背了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基本原则。加拿大的一位医生费鲁克·法鲁基（Ferrukh Faruqui）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医生热衷于捍卫患者选择何时死亡的权利。另一些医生同样热衷于反对安乐死，认为这违背了医生保护生命的目的。”她表示：“临终时的医疗救助会给家庭成员带来心痛。对于许多像我这样发誓要维护生命的医生来说，将蓄意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合法化是一个道德转折点，它改变了这个职业的本质。”
同时，哪些病患能够被安乐死也是荷兰社会广泛争论的话题。在2020年近3000个安乐死请求中，荷兰安乐死专家中心的医疗团队为近900人提供了安乐死，其中大约20%的人患有痴呆症或精神疾病。在2020年之前，精神疾病患者并不允许被安乐死。2016年，安乐死专家中心一名医生对一名患有严重阿尔茨海默病的妇女实施了安乐死，这位医生随后因违法被起诉。在此案件后，荷兰最高法院于2020年裁定，医生可以对患有严重痴呆症的患者实施安乐死，而不必担心被起诉。
荷兰精神病学家和开创性安乐死提供者布德维恩·查博特（Boudevijn Chabot）对此感到担忧。他提到荷兰目前精神病患者数量正在上升，他们进入安乐死合法化的名单会导致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他质疑道：“将致命注射变成每月例行程序，对于那些医生会发生什么？他们肯定是出于好意，但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煽动可能变成熊熊烈火的火苗？这样的合法化助长了仍在努力生活的残疾的弱势群体的死亡愿望。”
▲反对安乐死的抗议者。
合法之外：安乐死原教旨主义者
在合法进行安乐死之外，荷兰也有很多非法的协助自杀行为。2021年10月，荷兰警方在调查一起数十人死亡的案件中发现，这些死亡者都从一个安乐死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成员那里购买了一种名为Mittel X的自杀粉末。警方随后逮捕了三名鼓吹“在没有医生干预的情况下协助自杀和自我安乐死”的人员，他们都是极端组织“最后的愿望”（Cooperatie Laatste Wil，CLW）的成员。
这三位被捕者分别是：28岁的亚历克斯·肖特（Alex Schot），他把Mittel X卖给了很多人； CLW组织的主席乔斯·范维克（Jos van Wijk），他一直坚持CLW是在法律范围内运作的；以及78岁的维姆·范迪克（Wim van Dijk），他曾公开向媒体承认，他非法将Mittel X卖给100多人。范迪克在《大众报》（De Volkskrant）的一篇专题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这次逮捕的蔑视：“我知道我的故事的结构，我也不在乎。我希望社会动荡能变得更大，让司法部门不能忽视它。我不在乎他们是逮捕我还是把我关进监狱，我希望发生点什么。”
因为安乐死在荷兰是合法的，因此这些协助自杀的违法行为有时会被忽视。但成组织的安乐死原教旨行为会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动荡，这就是荷兰警方如此认真对待CLW组织成员行为的原因。CLW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只是第一步，自杀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协助一个人自杀应该是完全不受管制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大胆的CLW成员愿意冒险违法以协助他人自杀。
CLW只是荷兰一个小而隐蔽的安乐死组织。在荷兰，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死亡权利组织——荷兰自愿安乐死协会（NVVE）。对于CLW的行为，NVVE认为应该谨慎地遵守法律，并批评了在地下销售Mittel x的行为。然而，NVVE也认为自杀是一项基本权利。在发表于《忠诚报》（Trouw）报纸上的一篇联合文章中，NVVE与CLW一同呼吁要“一种政府监管的、可靠的结束生命的方法，使得人们可以慎重地选择一种谨慎而有尊严的自杀方式”。
新闻来源：Bioedge、荷兰新闻、国家邮报、France24，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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